《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

 

 一、稀缺——资源有限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

“没有稀缺,就没有经济学”,似乎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理。稀缺是否专属西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是否不必考虑稀缺?回答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必须十分重视稀缺。

 

我理解的经济理论中的稀缺(Scarcity),意指相对于一定时期或一定时点上人类的需要,不论是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源都是有限的。简言之,稀缺就是资源有限。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至少是从原始人到当代人的智慧可推断的未来难以否定的客观现实。

 

认为稀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不占重要地位,甚至不占任何地位,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莫大误解。我曾在1983年论述过这一问题。现在我的看法又有一些进展。

 

马克思有一段常为人引用的名言:“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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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

①见《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10期,第58-59页。

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马克思的19世纪50年代的手稿出版以后,又有一段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这两段话显然有密切联系,并互相补充。它们的要点可归结为:迄今所知的人类社会,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以满足社会需要,是具有自然规律性质的客观必然性。

 

人们往往易于接受一个命题而不追究其前提。熟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应不会否定节约劳动和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客观必然性,但追究这一客观必然性的前提的人,似乎不多。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未深究这一前提。近些年的思考使我确认,这个客观必然性的前提就是社会总劳动量的稀缺,亦即劳动资源有限。更精确一点说就是,在任一既定时期,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所能支配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量总是既定的,即有限的。解释这个前提的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劳动资源不稀缺或无限,就没有节约劳动和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必要。

 

马克思为什么只提出劳动并着重是活劳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否不包含其他资源稀缺的问题?

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条件出发,他的确着重劳动资源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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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

 

 

活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前,乃至整个19世纪,是资本残酷地剥削劳动的时期。当时,劳动资源被摧残是触目惊心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的都是难以置疑的议会发言和调查报告。

 

马克思面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残酷现实,特别强调劳动资源问题,确有充分的理由。但不能由此而断定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不包含其他资源的稀缺。一个理论体系着重分析某一方面的问题,不意味它不包含其他方面的分析,更不意味它必定排斥共他方面的分析。

 

首先,物化劳动资源的稀缺是决不可能排斥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也是《资本论》中的著名的定义。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几乎全部劳动资料已属物化劳动,大部分劳动对象也已包含物化劳动。仅只活劳动不可能形成劳动过程及生产过程。因此,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不可能只限于活劳动,必然包含物化劳动。节约和按比例分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分析,实际上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全部解剖中。暂且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当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进行生产之前必须购买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物化劳动的稀缺和活劳动的稀缺就已同时存在。从稀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剥削(至少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剥削)意味着浪费摧残稀缺的活劳动资源,以节约和积累稀缺的物化劳动资源。

 

稀缺的物化劳动资源必然连接上稀缺的自然资源。当然,二有区别,前者经过了活劳动的加工,后者一般未经过活劳动的加工。然而物化劳动资源恰好是经过活劳动加工的自然资源。离开了自然资源,人类无法进行生产以取得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人类社会 任何阶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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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288、297、513、55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马克思确实强调劳动的重要作用,但他从没有把劳动当作创造财富的唯一因素,当误解他的学说的人把一切财富的源泉归结于劳动时,马克思严肃地指出:“劳动还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①这并不只是马克思晚年的论断,《资本论》中早有论述;“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马克思了解自然资源的重要,但自然资源稀缺的重要性最初并未受到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更着重于阐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强调人类的进步可以克服自然的限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集中了这方面的论述。但是,一旦他更多地研究土地肥力的利用和矿藏的开发,自然资源的稀缺显然已放到新的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把目光局限于级差地租和优等土地的稀缺,因而忽视或至少是未足够重视以下的重要论点:“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求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如果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必须象好家长那样很好地利用和改良土地以传给后代,那么,对待其他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道理仍然简

单:自然资源是稀缺的,而不是无限丰裕,人们也必须节约并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利用自然资源,使其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效用。

总之,稀缺——资源是已知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是节省和按比例分配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依据,也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或者说是迄今以及可较清晰地看到的未来的一切经济分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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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5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75页。

 

 

 

 

二、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资源稀缺

 

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是否可以消除资源稀?

 

有一类回答或见解是乐观的。

 

这种见解曾经占主导地位。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抱有这种见解。依据是简单明了的:生产力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又表现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稀缺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消除。

 

这种见解有强大的历史后盾。特别是近二三百年来,以科学技术进步为重要内容的生产力发展,展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宏伟力量。从木材燃烧、煤的燃烧、石油燃烧到利用核能,从地球的表层开发利用到深层开发利用,从直接向自然取得原材料到人工研制、合成和培育出难以数计的新原材料,从简单的手工和机械的生产过程到极为复杂和多样化的生产过程,从生产较简单的生活文化用品到极丰富的生活文化用品。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惊人速度和丰硕成果,使人感到来自自然的一切阻力都可克服,因此,资源稀缺将被消除,即或存在也无实际意义。

 

另一类回答或见解却是悲观的。

 

这种见解主要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子弹的爆炸和氢弹的制成给刚脱离战祸的人们带来新的阴影。随后,一方面是利学技术和医药的飞速进步,另方面却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人们开始议论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到60年代末,以米多斯为首起草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可说是这种见解的代表作。报告中提出,尽管本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但这种增长能支撑多久是存在问题的。可耕地日益缺乏,粮食的前景堪忧;不可再生的资源加速消耗,很可能逐次耗尽,按指数增加的污染已经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这些事实说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本的进步不但不能克服稀缺,反而加重了稀缺的压力。因此,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已不是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而是放缓生产力的发展和限制经济增长。

 

第三种回答或见解介于前二者之间。

 

这种见解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于资源稀缺有着双重影响或后果。

 

就自然资源说,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一方面减轻了某些资源稀缺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压力,另方面却又形成另一些资源逐次出现新的日益严重的稀缺。当人类日益广泛地燃烧煤以代替燃烧木材时,木材稀缺的压力似乎减轻了,煤的稀缺则显露得日益严重。以效能更高的石油作为能源代替煤,情况也是如此。其他矿产品的互相替代都有类似的情况。

 

还必须看到另一种双重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一方面使人类能适应并利用自然资源,另方面人们在适应和利用中又常常破坏自然资源。恩格斯曾提出过有卓识远见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列举了19世纪以前的实例。一个世纪以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没有改变这一既取得成果又加速资源消耗和破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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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凡是关心人类生态环境的人都不能不感叹:生产力虽在不断的增长,但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源也有双重影响。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是粮食生产增长和医药卫生条件改善,因而人口增长加速了。世界人口在1830年左右达到第一个10亿,在将近百年后的1925年增长到第二个10亿,以后到1962年增长第三个10亿历时37年,到1975年增长了第四个10亿只花13年,到1987年增长了第五个10亿所花的时间还不到12年。人口增长如此迅速,而且各地区的增加又不平衡:富裕地区增长缓慢,贫穷地区增加迅速。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因而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矛盾。人力资源的数量增加若伴以素质的改善,是积极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增加若伴以素质的停滞甚至降低,是消极的。

 

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物化资源的双重影响,有多方面的表现。近50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产品、新原材料的能源消耗。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们能够生产出品种繁多、数量庞大的新原材料和新产品,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要求,但几乎每种新原材料和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都需消耗比以往更多的能源。

 

人类既然面对资源稀缺,也就必然力求缓解资源稀缺的压力。正是稀缺的压力成为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决不能否定生产力和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内的确缓解了稀缺的压力,并使生产增长、生活改善,否则,人类就纯属自然的奴婢,任何历史进步也无意义了。但也不应忽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在缓解资源稀缺的压力后,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又会加剧资源稀缺的压力,因而资源稀缺不可能真正消除。这种见解既非盲目乐观,也非一味悲观,很值得重视。

 

三、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资源稀缺

 

如果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不能消除资源稀缺,那么,解决稀缺问题是否可求之于生产关系呢?

 

在始源于苏联30年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稀缺问题的位置。读这类传统的教科书,看不到对稀缺问题有什么认真的论证,也看不到稀缺会形成什么压力,似乎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源稀缺问题已经消除,而且由于资源利用的完美无缺,资源问题就不可能影响经济过程的运行、增长和发展。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计划性足以充分保证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必然合理,从全局看,这里既没有资源浪费,也没有资源破坏。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历史却展示了与理论设想不同的一幅图景。

 

在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迅速建立,经国有化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则还很脆弱。各种资源受到了国外侵略和国内战争的破坏,这是无从避免的。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过于严竣的政策,加重了对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破坏,却是可以部分地避免的。不过这确实可以归之于初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经济迅速恢复,各种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利用。20年代末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中央高度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长时期被宣扬为标准的甚至是唯一社主义经济体制。当它建立之初,在集中利用资源,加速工业发展,消除城市失业等方面,确曾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因此,与建立这一体制相适应,出现了以下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消除经济危机,消除失业,不言而喻地能够充分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这种理论力求为既存体制作至善至美的阐释而不很重视真实,它没有区分想象中应当做到的和实际上已经做到的,因而具有极大的主观臆想的色彩。实际上,即使是在30年代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农业方面,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都受到重大损害,在工业方面,资源的使用也常常是不计代价的。在强大的政治强制的压力下,追求产量产值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不计成本的资源耗费。有些专门研究苏联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工业化时期的高速增长是拼资源拼出来的。尽管这种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于保卫国家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为苏联工业产品的“大、重、笨”而不计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奠立了颇为不佳的基础。依据苏联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1/2~2/3”,“国民收入的平均能源消耗量比多数西方国家高50%”。

 

在中国,1949年建立新政权后,因长期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但没有经历苏联建国之初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样的重大曲折,因而从1950—1956年取得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1957年以后,最高决策人的意向变化使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波折,起伏极大,据1987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计算,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1958年为32.7%,到1962年下降为-33.5%,落差达66.2%,超过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指数落差。罕见的现实使理论出现了罕见的变化。1958年以前,社会主义经济无危机论占统治地位,相应地国民经济无危机地迅速发展的论点也占统治地位。在1958年以后,国民经济发展既然出现了大起大落,用单纯的迅速发展论来论证最高决策者的正确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企图说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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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鲍·库拉什维利《改革与企业》,《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3期。

②尼·什梅廖夫《预支和欠债》,《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4期。

③据瓦尔加依据柏林行情研究所的计算,世界工业生产两大部类分别统计,生产资料生产指数1929年为110,1932年为62,落差为48;消费资料生产指数1929年为105,1932年为89,落差为16。见瓦尔加《现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中译本第138页。

 

 

民经济波浪式发展(即使是大波大浪)的合理。至于大起大落中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则是没有论证的,甚至是理论禁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合理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更是不允许触及的课题。在中国,资源配置问题和产业政策只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引起经济学界重视和认真研究。

 

有必要从历史实际再回转考察经济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包含一个出于主观愿望的简单推理:前社会主义的各种生产关系,主导面都是束缚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掠夺和破坏资源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就可毫无束缚地发展,各种资源都将得到最合理的利用。更进一步的推理是:由于劳动摆脱了雇佣关系的束缚,它将无所不能,任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在中国,被“人定胜天”这个朴素唯物主义口号唤起的各朴“改天换地”的运动,无一不付出了沉重的毁坏资源的代价。因此,把这种推理同历史事实对比,即使抱无限谅解的心情也只能说它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凭美好愿望进行推理,回避了甚至否定了稀缺问题,自然把人们的目光引离现实中存在的资源稀缺。

 

但是,苏联长达70年、中国将近40年的历史实践及严峻教训使人逐渐清醒。并不是废除了私有制以后,建立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公有制”,就会出现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凯歌前进。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要经历实践、探索、改进、完善的多次反复,而且还可能经历极大的曲折。然而,人们往往难免过分看重自己建立的东西。曾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过的各种具体经济体制,几乎都被建立这种体制的决策者评断为“优越的”,至少也是“合理的”。相应地就有某些理论家作出并非以这种体制实践后的效果为依据的学说,大论这种体制的“优越”或“合理”。这样,生产关系的某种具体形式即某种经济体制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以客观实践的成果作为判断标准,而是由某些决策者主观意向强制下形成的学说作为判断标准。这种由主观意向强制形成的学说或理论,颂扬丰裕远远超过揭示稀缺。这类理论甚至完全撇开或否定稀缺,实质上就否定了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各种资源的依据。这样,各级决策人就可以凭借主观臆造的理论,用各色各样的理由和标准来使用和浪费资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其标准应归结为是促进还是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如上面曾经谈到的,生产力的发展从长期看是否合理,还必须联系到是合理利用资源还是严重破坏资源。因此,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的经济体制是否合理也必须联系到这种体制能否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与生产力标准相联系的衡量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很少触及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这一标准。尽管某些教科书中也谈论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及其他资源的规律是“自然规律”,却无视这一规律之所以成为“自然规律”的依据——资源稀缺,因此往往限于一般地谈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不了解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形式——经济体制也是资源配置的具体形式。这些体制既可能是适应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的形式,也可能是不顾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浪费和破坏资源的形式。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演变时,如果不着眼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很难说是立足于客观现实的科学的经济分析。

 

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稀缺问题已逐渐受到注意,有时还被引入文章或论著,但仍若隐若显,远未受到广泛的重视,从而在经济分析中还未被安放到它所应有的地位。

 

稀缺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短缺却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近几年的热门课题。自从匈牙利经济学者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传入我国以后,他所论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普遍存在短缺的看法已为我国不少经济学者所接受。但短缺并不等于稀缺。我理解的稀缺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稀缺也非完全相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论述。

 

四、稀缺和短缺

在我国,稀缺和短缺都是外来语,就英语说,稀缺是Scarcity,短缺是Shortage。这两个词在经济分析中含义是有区别的。

首先可以从广义来理解稀缺。这种意义的稀缺是指各种自然资源、各种经过人类劳动加工的物化资源、蕴含于人类本身的劳动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都是有限的。广义的稀缺既存在于商品经济,也存在于非商品经济。不但所谓经济货物(Economic goods)是稀缺的,所谓自由货物(free goods)几乎也都是稀缺的。当然,某些资源的稀缺并非一眼就能辨识,要经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需要的变化才会显示出来。自然界的许多资源,只是当科学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进入人类的需要;但一旦进入人类需要,就会呈现稀缺。这种广义的即最具普遍意义的稀缺,甚至包括尚未进入人类需要的未曾开发的资源。这是某种尚未发现或尚未开发的矿藏,某些尚未实现人工合成的产品,只要它被发现、被合成而又为人类需要,就是稀缺的,因为它是有限的。

 

狭义的稀缺对于经济分析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狭义的稀缺意已经进入人类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化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是稀缺的。其所以狭义稀缺对经济分析更具直接意义,是由于以它为前提才能引导出节约和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分配或配置各种资源的必要,才能进一步引导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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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现阶段为止,相对于地球上生活的人类来说,似乎只有未经加工过的空气尚未呈现稀缺。但不少科学家已为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担心了,因为一旦空气呈现出有可能竭尽之时,人类面临的将是空前的灾难。

 

 

使用资源所取得的成果如何进行分配的原则。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我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由稀缺引申出的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确是任何经济制度都存在的基本问题。对这三个基本问题本身进行批判,甚至否定这三个问题的存在,是没有学术意义的。要进行分析批判,就应针对附加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论点,剖析共是非曲直。教科书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往往过分地忽视各种经济制度中普遍存在的有共性的问题,又往往过分地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经历。这种经历即使违背了任何社会经济都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加以粉饰肯定下来,以致实践上和理论上屡屡出现重大的失误。在这种气氛中,着重提出似乎属于不言自明的资源有限——稀缺,强调节约和按比例分配资源的必要性是以稀缺为前提,指明由此引出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大家共同温习一下这种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对于实事求是地进行经济分析,应是有益的。

 

和稀缺Scarcity相对应的,通常是丰裕Affluence或充裕Plenty。但除非把丰裕或充裕理解为无限充足从而不存在任何节约和按比例分配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就不是恰当的对应。

 

既然已经提及丰裕或充裕,难免会引起一系列诘难:“在未来的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已有极大发展,产品丰裕得如泉涌,难道还存在稀缺?”“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能按需分配,难道还有稀缺?”对于这类诘难,不易正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第一,这于种责难本身已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稀缺。因为共产主义有可能按需分配,而社会主义还不能不实行按劳分配,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稀缺决定了消费品稀缺。第二,这种责难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十分丰裕,但十分丰裕是否等于无限?果真是无限,就不必考虑按需分配采用什么方式,否则按需分配的方式将成为重要问题。实际上,百多年来已有不少人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方式作过猜测、臆断和设想。有恶意猜测和臆断的庸人,也有严肃分析和设想的学者。我所见到的设想,有的认为应当按照物品的相对丰裕程度而“逐次实现”按需分配,有的则认为要区别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依据这些需要的不同满足情况“逐步推广”新的按需分配方式。这些设想,从文字上看,都回避了稀缺;但在推论背后,都存在着稀缺。否则,就不必提出“逐次实观”、“逐步推广”。到逐次实现、逐步推广之后是否仍存在稀缺?我个人倾向于仍存在稀缺,但觉得不必要作出肯定的回答。列宁的态度是明智的。这类问题应当留给未来社会的非“资产阶级的庸人”去解答。除以上两点以外,还可以加上第三,马克思有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论述中,是否存在难以互相弥合一致的论点?一方面,如果未来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十分丰裕,可以按需分配,意味着资源不再稀缺,就不应存在资源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明白提出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以满足社会需要,在未来社会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在我看来,这里的确存在理解上的困境,两难问题。虽然我倾向于仍存在稀缺及与其相联系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各种资源的客观必要性,我同样地感到目前没有必要争论这方面的问题。问题仍应由数百年后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实践去解答。

 

当前更重要的是区别稀缺和短缺,并由此进一步考察稀缺概念中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分析的问题。

 

稀缺是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现实,它与一定的供求条件下出现的短缺是有区别的。与短缺(或不足)Shortage相对应的是滞存(或过剩)Slack。短缺意味着一种或多种产品供求不应求,而滞存则意味着一种或多种产品供过于求。科尔内在他的几种重要论著中都提出,短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滞存则是资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他使用新的分析方法发挥了苏联学者克茨蔓在20年代提出的论点“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滞存,在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中则是普遍的短缺”,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短缺因而成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热点之一。科尔内本人并非漠视稀缺。他在和孟托斯合著的《非价格控制》一书中曾多次谈及资源稀缺问题并强调其重要性。但他着重研究的确是短缺问题。当他以短缺为重点把经济体制划分为需求约束型与资源约束型以后,确实容易引起以下的误解:在需求约束的条件下,似乎不存在任何资源约束,其特征既然是产品滞存,也就没有必要考虑资源稀缺。而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必然或极易出现短缺,这时考虑资源稀缺才有意义。应当说,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未必是科尔内的原意。资源稀缺既然是不同经济制度所共同面临的现实,就不会仅只引起短缺而与滞存无关。事实上,短缺与滞存往往同源于未能合理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滞存是明显的资源浪费,短缺也常常是资源浪费,短缺而又与滞存并存(这是科尔内论述的一种常态),则是加倍的资源浪费。因此,应当把自然必然性的稀缺与非自然必然性的短缺区分开来。

 

英国学者诺夫曾经区分稀缺和短缺。他认为:“稀缺指的是无限的需求(通过价格或配给)超过供给,而短缺意味着具有合理要求的个人(工厂经理或消费者)即使拥有货币,也不能获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资源”。作出这样的区分,胜于不作区分。但诺夫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稀缺的论述,使人感到欠缺明晰。诺夫把稀缺和富足(Abundance)相对照进行分析,把富足定义为“充分地无代价地满足各种要求(reguirements)”。诺夫认为富足在马克思的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见解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他花费一些篇幅分析了果真存在富足的条件下的情况,然后作出结论:“富足是不可接受的假设”。诺夫由此再转入稀缺的分析,把稀缺区分为绝对的稀缺和相对的稀缺。虽然诺夫提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但他的分析并不能给人以区别二者的明确界限。而且,他对相对稀缺的分析又易于使人把相对稀缺与短缺混同。因此,有必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区别稀缺和短缺。对我们来说,短缺概念已较明确,它就是指供求失衡下出现的有效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大于供给。至于稀缺,我们要把它更紧密地纳入经济分析,则应作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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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价格控制》英译本,第22、72、78页。

②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英文本,第71页。

③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第15-16页。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瓦尔拉(L?Walras),他是以稀缺为基础构造整个价值理论体系的。瓦尔拉既不接受劳动价值理论,也不接受效用价值理论,因为二者都未引入稀缺。他评论劳动价值理论的要点是:“的确,如若劳动有价值并可以交换,那是因为它既是有用的又是数量上有限的,也就是说,它是稀缺的。因此价值是来自稀缺。劳动以外的东西,除非它们是稀缺的,才会有价值并且可以交换,正如劳动本身一样。”他评论效用价值理论的要点是:“效用……也不足以创造价值。除了有用以外,一件东西必须是稀缺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不是以无限的数量存在的……空气,我们呼吸;风,在海上充满风帆,在陆地转动风车;阳光,给我们光与热并且使庄稼成熟……这些和其他一些自然力,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仍然没有价值。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而且只要它们存在,每个人都可得到它们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不要放弃任何东西,也不要作出任何牺牲作为报偿。”瓦尔拉在这里把稀缺定义为数量有限,并明确提出数量无限才不是稀缺,我认为是可取的。不过,他的例证却有缺陷。例证中,除了空气是经常存在并随时可以获得外,阳光和风力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因而随时可满足人类需要的,所以,相对于人类每时每刻的需要来说,它们就成为有限的量,就不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无代价地取得的。现今的实际已经说明,在许多时刻,人们为了取得阳光和风力必须支付代价。瓦尔拉完成《纲要》一书是1874—1877年。一百多年后再看此书对稀缺的论述,感到其不足是无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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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尔拉:《纯粹经济学纲要》,英文本,第202页。

②瓦尔拉:《纯粹经济学纲要》第202页。

 

瓦尔拉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从而常处于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和驳斥的地位。但我认为,他提出的稀缺和价值的联系仍然值得认真思考,并适当汲取,而不应简单否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历来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但是也应当看到,稀缺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并非毫无地位。马克思在其经济分析愈益接近现实经济运动的具体过程时,总是对他最初提出的最抽象最简单的劳动价值理论作出补充,乃至于修正。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固然有相互一致之处,毕竟也有差别。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资本可以在各部门自由流动时,价值也就不能不表现为生产价格。这时,生产价格已取代价值而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当马克思的分析进入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决定时,由于优等土地的数量有限(即稀缺),级差地租也就不能不成为农产品生产价格的组成部分。可见,稀缺并未被马克思排斥于价值理论(至少是生产价格理论)之外。

 

但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只是优等土地有限。在19世纪中期,李嘉图学说的影响还很强烈,马克思着重分析优等土地或富矿等资源有限,是可以理解的。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分析如果仍然局限于某个方面的资源有限,就很难说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了。事实上,日益显露的资源稀缺与相应的资源配置问题已迫使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首先,从一个微观生产或经营单位来看,适用的劳动力、技术、原材料、能源、资金和外汇都是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要使生产或经营具有较高的效率,就必须面对如何结合和优化稀缺资源的利用。其次,进一步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范围即宏观经济范围面对各种稀缺资源的结合和优化,以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具有较高效率。正是经济现实中有这样的需要,数学技术的进步又提供了计算基础,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苏联的康托诺维奇和美国的库普曼,彼此独立地提出了在微观经济单位中如何优化稀缺资源的使用问题,并得出解决的方法。到50年代,他们又把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康托诺维奇应用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库普曼应用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方法却是大同小异。库普曼提出了“影子价格”,康托诺维奇则认为“影子价格”实际上与他提出的“分散乘数”并无原则差别。

 

把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量化并提出相应的数学方法来解答,不免要提出限制条件。但不论提出什么限制条件,各种资源利用优化的最终依据仍然是资源有限。这个最终依据同样地是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及其他资源的前提。如果能不囿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传统观点,能不囿于某些夹杂偏见的定论,我们应当看到,价值问题的核心是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及其他资源。否则,马克思就不会指出: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自然必然性,在商品经济中表观为交换价值,马克思也不会提出:如果从整个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生产部门来看,只有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分分配到各个部门的劳动时间才是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生产所耗费的,不只是有限的劳动资源,还有其他各种有限的资源,所以,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成为“社会必要”,就不能不计及稀缺。前面已经谈过,相对于人类需要,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在某一时点,不同资源的稀缺度却是有差别的。因此,不同资源的稀缺度的衡量和比较,以及如何依据各种资源的不同稀缺度来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经济分析的任务不再是着重于研究如何破坏一个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着重于研究如何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如何最优或最适当地配置和利用我们面对的稀缺资源,我们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视野就应有所扩展。应当而且必须从一度占居主导地位并夹杂偏见的传统观点中摆脱出来,把马克思已经认真考虑但限于历史条件而未充分发挥的观点纳入思路。也就是说,稀缺必须在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在决定价值时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当然,要具体分析稀缺怎样进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价值的决定,还需进一步进行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我的初步思路是:广义的稀缺是分析的总的前提,但还需着重分析更接近经济现实的狭义的稀缺。对狭义的稀缺又需进一步区别并分析各种资源的不同稀缺度。这样就更有利于应用当代优化理论来分析稀缺资源对价值决定的作用。

 

五、稀缺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稀缺资源及其配置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没有位置的。即使近几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类似的著作中,有的也分析资源配置,甚至强调它的重要,却很少涉及稀缺。资源配置之所以重要的前提:稀缺,就我所知,还不能以名正言顺的清晰面目进入经济分析。尽管有一些理论工作者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必须珍惜资源,也没有感到资源稀缺必须构成理论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则单纯纳入生态环境的论述中,或则建议设立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新学科。这样做,貌似重视(我毫不怀疑建议者重视生态和资源的诚意),但稀缺资源配置的重要理论意义却被大大贬低了。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否定或回避稀缺,给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什么后果?

 

一个影响深远的不利后果是:把资源看成是大自然永远免费的无限赠品,从而在经济工作中没有切实地强调珍惜和节约资源,常常出现滥用和浪费资源,甚至随意破坏资源。

 

为什么土地等重要的自然资源曾经长期无偿使用?为什么资金这样必不可少的资源也曾是无偿使用或只是象征性地有偿使用?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实践中没有稀缺概念,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支付代价以利于节约和合理使用。

 

一个土地较广阔而又具有多种资源的国家,如果缺乏稀缺观念,人们就容易陶醉于所谓“资源丰富”。我们,长期宣传的是:“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没有引导经济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认真领会:如果满足于资源富饶,不珍惜资源,必然带来苦果。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已经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可以把人们惯坏甚至腐化,难道不适用于中国?

 

我国的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就劳动资源来说,应当是十分丰富。但数量多不一定意味着质量高。建国以后,主要决策者对于人口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加上人口理论上的错误批判,造成人口政策曾经严重失误。同时,由于主要决策者在实际行动上轻视教育,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造成教育政策长期失误,以致我国的劳动资源出现了以下情况:一般体力劳动者多,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少,有较高知识、技术的劳动者更少。因此,一方面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另方面,由于劳动资源的平均素质不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低,形成的物化资源远远不足以满足全部人口的适度需要,物化资源的稀缺度极为明显。

 

我国幅员辽阔,许多自然资源的种类和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可称物产富饶。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不仅谈不上富裕,而且大多居于世界低下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多种宝贵而又稀缺度高的资源曾经遭受严重的浪费和破坏,至今尚未真正扭转日益恶化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训,全国每年土壤流失量在50亿吨以上。水资源则既有量的缩减,也有质的降低。在“向湖泊河滩要地”的口号下,河北省的白洋淀已成为白洋滩,高原明珠滇池也由于推山填湖再难恢复往日风貌,八百里洞庭的面积已缩小了 3/5,且在继续缩小,几乎所有的重要河流水域都成为排污河或排污湖。人口众多排污多,落后的生产设备也不断排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污染物最多的国家之一,多种宝贵资源受到损害和破坏。

 

当然,不能说我国的具体经济工作中完全忽略了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合理利用。50年代以来,我国建设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扩大了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改造了盐碱地,在某些地区加强了林木培植,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在农田水利和耕作方式取得一定进步的基础上,农村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才使得我国的粮、棉、油产量在70年代末以后大幅度增加。但是,一方面是农村体制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成大量增产,另一方面,过度掠夺地力、损害各种资源的情况不断发生。因此,我们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仍然而临着严峻的观实:宝贵的稀缺资源遭受不应有的浪费和破坏。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理论及经济工作缺乏稀缺概念是相联系的。

 

人们也许会提出:百多年前西方提出稀缺概念以后,西方国家仍然长时期浪费和破坏资源。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资源“危机”才成为学者认真关注、公众广泛议论的课题,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才逐渐成为某些发达国家的法规和政策,从而见诸实践。可见,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理直气壮地纳入稀缺概,也未必能真正解决节约和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这种诘难似有道理,但并未确切把握问题的实质。

 

首先,人们认识的进展总要经历一个开始是渐进的然后是加速的过程。一种比较正确的理论从提出到被部分人接受,再到为决策者及公众接受,决非是迅速完成的。因而从理论的提出到付诸实践往往会有较长的时滞。这种时滞很明显地较政府提出政策到收取实施的效果之间的时滞为长。

 

其次,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的决策者接受某种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反应、偏好和选择。有的经济体制下的决策者甚至可以妨碍和阻止某种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我们国家及其他国家都可发现这样的实例,否则,就不会在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相似的甚至雷同的严重错误。

 

不论怎样,涉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总会引起有识之士关心,并从各方面促使政府决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长时期主要是由追逐最大利润的企业自由经营而形成的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以取得资源利用的较高效率,但当企业的最大利润原则及“看不见的手”与稀缺资源的保护发生尖锐矛盾时,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被舆论所迫,不能不采取保护资源的法律和措施。例如,曾被国际社会批评为“公害列岛”的日本,1967年制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0年以后即大见成效。美、英、法等国在近几十年来前后部制订了保护资源和防止公害的法规或措施,并随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常加修订,以利于经济发展、资源维护和人类健康。社会主义困家在这方面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呼吁,但实际措施起步较晚。就保护水源来说,苏联直到1981-198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才拿出100亿卢布,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保护天然水体不受工业废水污染。我国在 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目前,这类法规的实施还在艰难中前进。

 

叙述和对比事实是必要的。但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寻求出制订法规滞缓及措施实效不高的根源。我觉得,思想方法上和理论上的根源在于:盲目陶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不正视甚至否定经济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理论上则是长期排斥稀缺概念。体制上和决策上的根源在于: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完美无缺地配置资源,轻视或否定正常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市场体系在配置资源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发展战略的决策上,则习惯于拼稀缺资源以求所谓经济高速发展,忽视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对于保持长远的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作用。

 

当前正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力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时期,稀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再忽视乃至否定了。

从稀缺直接引出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既是微观经济改造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在这方面,疑义较少。由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在近几十年来惯常把资源配置安排在微观经济分析范围之内,宏观经济分析着重于总量变动特别是短期变动,令人感到宏观经济调控似乎与导源于稀缺的资源配置之间的关联不密切。我认为,把宏观经济分析的眼界局限于经济总量的短期变动是不恰当的。宏观经济分析决不是限于在总量变动中求取经济稳定,而月、还必须着眼于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以及可预测的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所有这些领域,又是不能脱离微观分析和结构分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应以微观分析和结构分析为基础或背景的,因此,宏观经济分析也就不能不着重考虑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长期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有最大可能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其他资源,尽管教科书传统的经济理论只是把这种可能作为先验的信条不断地作简单的复述,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却不能不认真地研究这种可能,也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与这种可能直接联系的稀缺。

 

在近几年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二者关系的过程中,短期的具体对策的研究很多,这是必要的,不应责难。但与改革和发展都有关联而又属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基本问题,有时研究过少,这是不恰当的。稀缺正是缺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它对理论和实践都有关键性的意义。如果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置稀缺问题于不顾,不论是从短期效果看,还是从长期效果看,对于一个有10亿以上人口的大国,都足有百害而无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