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

——突破理论困境的贡献和新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5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中预测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因而也不存在和商品范畴相联系的价值和货币。

 

十月革命以前,在社会主义者的文献中,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1902年考茨基在他所作的题为《革命的第二天》的讲演中,曾经表达了以下的见解: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消费选择的自由和职业选择的自由,也就必须存在价格和货币。但考茨基并未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十月革命前后,一度流行着社会主义经济是实物经济(自然经济)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但出现于卢森堡、布哈林等人的理论著作中,也出现于由列宁起草并提交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和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纲草案草稿中有以下一些段落:

“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生产机构,由工人组织(工会、工 厂委员会等等)在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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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曾获195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①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43—44页。

 

运输业和产品分配也是如此(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以通过工商业职员工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草案中有以下一些段落: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观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组织有计划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

 

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实物经济的教训,使列宁清楚地看到,革命初期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设想是错误的。列宁是有胆识卓见的伟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他公开承认错误,坚决依据实践提出的要求改变政策。理论认识和经济政策的改变集中地反映于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中。列宁阐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特别是存在小农经济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没有来得及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否实物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并无确定的结论。与此相应,实物经济(自然经济)的思想也就不断地、或强或弱地在苏联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中反映出来,可以说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未曾消退,并影响到其他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上的客观必然性,有如自然规律,是不能由人们的意愿否定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客观必然性。它们不但不可能由人们的意志取消或排除,而且以其不可抗拒的存在迫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在理论上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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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3页。

②《列宁全集》第29卷,第91—92页。

 

中逐步承认它们。然而,直到5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承认还是极不彻底的:或则认为商品、价值、货币只是暂时存在的可被利用、改造的范畴,或则认为还需要它们较长期地存在,但它们在本性上是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容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虽然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价值、货币关系的客观必要,但这个必要性仍只限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条件下。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也就始终未摆脱主观上排斥商品、价值、货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实物经济观(自然经济观)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仍占据统治地位。而其后果则是:不顾经济效果,不计劳动耗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否定流通过程,忽视社会需要,以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造成严重的浪费和巨大的损失。

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损失已很明显,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突破实物经济的传统束缚,仍然困难。很多理论研究只是解释这种体制的合理和修补其中的缺陷。即使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某些宝贵的创新的见解,如较早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一部分南斯拉夫经济学家,苏联的索波里和马雷舍夫,波兰的兰格、卡莱茨基、明兹,也常被视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被斥为修正主义。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既带来了经济建设的损失,也形成了经济理论的困境。而经济理论的困境,实际上又起着维护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总结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摆脱传统束缚,大胆进行科学探索,提出新的体系,突破理论困境。孙冶方同志是自觉地肩负起这一任务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表现了巨大的科学胆识。

 

孙冶方同志独辟蹊径、闯出困境

 

突破理论的困境,决不能脱离经济实践,无视客观规律,违背科学原则,为创新而创新,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针对实际存在的弊病,寻根究底,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孙冶方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探骊取珠,径直抓住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困扰人心的问题。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孙冶方同志确实提出了虽受索波里启发而又具有独创性的更全面的见解和理论体系。

 

第一,孙冶方同志有依据地从新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作为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当人们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主要著作中的论点,认为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并进一步往往把商品、价值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之物,把价值规律的作用看成是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互相抵触时,孙冶方同志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见解。

 

孙冶方同志从社会主义经济客观地要求在生产中进行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计算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客观地要求把经济效果和生产费用进行比较出发,深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排斥或轻视价值的错误。他依据自己的钻研和理解,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一些重要论断和分析,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他和别人论争中一再引用并加以阐发的以下几段名言:

 

其一,恩格斯1843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随后恩格斯还写道:在私有制消灭之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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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其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其三,恩格斯1878年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个脚注里写道,“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

 

孙冶方同志结合经济实践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论述,集中对上引论断进行钻研后,得出了以下的一些独特的新见解:第一,价值是同社会化人生产相联系的,而交换价值则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价值同交换价值应该区分开来;第二,社会必要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只能表达出价值的“量”,而不能表达出价值的“质”,恩格斯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表达了价值的“质”的方面;第三,由于价值不只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价值和价值规律不但存在于尚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而且也存在于商品经济已消亡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第四,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由此就起着节省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作用。

 

孙冶方同志认为,这个价值理论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人们不论是否完全赞同孙冶方同志的价值理论,也应当认真研究这一理论,从中获得应有的启迪,进一步探求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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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第二,孙冶方同志从价值理论出发,明确地提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红线。

 

“在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缺乏内在的联系,缺乏一条贯串各个章节的一条红线”。这是孙冶方同志在1959年提出来的问题。1961年孙冶方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中作了回答:“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并且紧接着说:“在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也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

 

这条红线所包含的思想,孙冶方同志在其他文章中曾多次以不同形式论述过。他曾写道:“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又曾写道:“研究经济效果(‘最后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问题的核心。”不难看到,这条红线是同孙冶方同志的阶值理论密切联系的,特别是同他多次强凋和引述的经典作家有关价值和价值决定的论述密切联系的。

 

但是,孙冶方同志论证这条红线,不是经典著作的复述或注释,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如他说的:“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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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②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③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而讲经济“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反对讲最小最大,反对讲经济效果,空讲政治挂帅,空讲阶级斗争,结果走到了反面,变成了最大最小”。

 

孙冶方同志认为“最小最大”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和核心,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贯串到底的一根红线,相应地,必然要求把提高经济效果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要地位。这确是真知灼见。

 

不联系孙冶方所论证的红线的内容,仅只就“最小最大”来说,确实不是孙冶方的创新。资产阶段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提出过“最少最多”,实即“最小最大”。马克思曾经肯定了李嘉图的下述论点:“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分析和揭露了资本家阶级的“最小最大”。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更是充满了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最小最大”。但是,孙冶方的“最小最大”自有其特色,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小最大”有着以下的原则区别:(1)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是以他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马克思论述过的适应于社会需要节约劳动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的基础上,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则否定价值的必要,完全以价格作为分析的基础;(2)孙冶方的“最小最大”,要求达到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为最大,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要求的主要是资本家的利润为最大;(3)孙冶方的“最小最大”中所要求的最大,其中统一了整个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差别,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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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28页。

②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

 

最大,则包含着整个社会与各个企业之间,各个企业相互之间的不可解决的重大矛盾。

 

我感到,为了区别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色各样的“最小最大”,也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某些可以肯定的成果,可以把孙冶方提出的这条红线,称之为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原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很注重他们的学科中已有的成果和继承性,即使这种成果在我们看来并非真正的科学成果,他们往往冠以提出者的人名,称之为某某原理、某某模式、某某曲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应当逐步确定自己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原理,也可采取命名的方式(当然不限于孙冶方的贡献,还应有其他学者的贡献,如平心的“生产力论”等等)。这样就无需对每项理论研究都从头做起,可以在已取得的成就的阶梯上继续攀登。这应当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劳动节约”。

 

第三,孙冶方同志强调价值范畴和经济效果的重要性,有力地破除了“实物经济观”(“自然经济观”),提出了有益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点和政策建议,其中,不少论点和建设经受了实践检验。

 

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既然是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以“最小最大”为红线,他提出的许多论点和政策建议,自然离不开这个基础,贯串着这条红线。比如,认为总产值不能真正反映新创造的价值,主张补充或代以净产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重视流通过程,特别要重视生产资料和资金的流通过程;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应当抓住利润这个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指标;认为考核企业应当看资金利润率,相应地提出应当按价值或其转化形态生产价格制订价格,认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只能由价值的再生产来划分,认为应当适当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折旧率不应当仅只依物质损耗来确定,还必须考虑精神损耗,即固定资产因技术进步而发生的贬值,这样才不致妨碍技术革新,才能避免“复制古董”,等等。所有这些重要的论点和政策建议,都是针对着传统的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弊端,又都是同“实物经挤观”(“自然经济观”)相对立的。这些论点和政策建议,有的已为经济实践明白地证实是正确的,有的已被逐步推行,取得了初步的效果,有的则付诸实践尚存在一定困难,当然,也有的论点和建议尚待实践进一步检验。但不论怎样,能针对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这许多论点和政策建议,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第四,孙冶方同志是我国要求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少数先行者之一,对于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规律排队表述和方针政策汇编的状况,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5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而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科学院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于1954年出版。当时,这本书不但在苏联被看成是权威著作,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也作为必读的教材。我国的中级以上的干部和高等学校的财经系科,也普遍开展了对这本书的学习。这本书的影响很大,日后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多数未能摆脱它的框架和论述方式。这本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虽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是有重大缺点的。关于社会主义部分,它的写作方法不是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运动过程,从中揭示出经济规律,而是把规律排队表述,加上苏联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汇编。当人们联系经济实践进行理论探索时,愈来愈感到应当突破这本教科书的框架,建立更为科学的能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体系。

 

1956年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少数人在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孙冶方同志是这些先行者之一,并且不懈地在这个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1956年,他写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已经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应包含的内容。在1958年的一篇发言中,他明确地提出:“形而上学的自然经济观点,妨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进,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缺乏一条红线能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串连起来”。

 

1959年,他在《论价值》一文中,又进一步结合价值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基本上应该按照《资本论》的程序来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1959年11月到1961年上月,孙冶方同志把这种看法付诸实践,组织经济研究所的同志编写了长达11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初稿,随后,在对这一初稿开展讨论的基础上,他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第二稿的初步设想》,196]年6月即以铅印本寄发各编书单位和经济学界的部分人征求意见。可惜的是,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设想,不久变成了“批判”对象。但是,孙冶方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挫折自己的科学勇气,即使在1968年3月到1975年4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冤狱时间里,他仍然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新的提纲打了八十五遍腹稿,并在出狱后于1975—1976年间追忆记录下来。尽管由于身体条件等客观原因,新提纲未能成书,但孙冶方同志在采用分析经济过程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上,不愧为有卓见并有科学实践的先行者。他留下的这个体系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科学财富。

 

新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疑难点

 

孙冶方同志提出的新体系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特殊的贡献。但我认为,其中还存在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疑难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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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62页,

②同上书,第123页。

 

 

我想就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并联系贯串巾的红线,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同商品脱钩的“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

孙冶方同志把“价值”同商品及交换价值脱钩,并且认为,“价值规律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根本不能取消的’规律。”还认为,“有计划按比例”是价值规律所派生的,是“最小最大”法则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我存在着疑难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孙冶方同志提到“根本不能取消的”规律,是引自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依据这封信来看,其一,马克思是把适应于人们的各种不同的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及必然与此相联系的节约劳动),看成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规律,而并非看成是只属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其二,既然上述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规律,就难以得出“有计划按比例是价值规律所派生”的结论,相反,倒应当说价值规律是由这一共有规律所“派生”的实现形式。

可以再对照一下马克思这封信中的最重要词句:“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③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适应于不同的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形式的根本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我的理解是:这个自然规律还包含有节约劳动。因为按比例分配劳动和节约劳动是紧密联系的。不按比例分配劳动必然是劳动的浪费,按比例分配劳动就必然意味着劳动的极大节约,这是一。再则,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能够节约,常常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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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第146页。

②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的狱中腹稿追忆稿。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要一种或几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可以节约劳动时,按比例分配劳动的比例,在需要不变的条件下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节约劳动和按比例分配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动态联系。如孙治方同志多次引述的,马克思常常把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并提,或者把劳动时间的调节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并提,我认为,正是因为二者的运动是紧密难分的,所以,马克思才多次把它们结合起来表述为一个规律。

 

我还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既然把适应于不同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看成是决不可能被社会的一定形式所取消的自然规律,那么,这一规律所包含的客观要求,就不仅存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于自然经济中。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中找到佐证。在这一节中,马克思以举例的方式列举了寓言中的鲁滨逊、中世纪封建经济、农村家长制生产和未来自由人联合体这四种情况下,是怎样适应于不同的需要直接地按比例分配劳动,而无需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前三种情况,无疑地都属自然经济,第四种情况即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无疑地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从马克思的分析中不难看到,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着适应于不同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客观要求。当然,怎样具体地实现这种要求,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极大的差异。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化大生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可能是借助超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自觉地、迅速地实现这一客观要求,并及时地进行调整以适应于需要等等的变化。而在原始的自然经济中,则需要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大致摸索到,怎样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按比例分配劳动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因而是极其缓慢、历尽艰苦地实现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尽管差异如此大,我们不能否认原始自然经济中已存在这一“自然规律”。正如近一二百年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极为迅速,而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的情况一样,我们不能只承认当代才存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远古则不存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只是在谈及鲁滨逊的“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时才指出:“价值的—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此外,在论述其他情况时,都未复述这一点,更未单独提到“价值”或“价值规律”。

 

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虽然适应于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包含了“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但它是否就可完全等同于“价值”?如果是完全等同于“价值”,那么,任何形式的自然经济中也存在价值和价值规律;如果不能等同于“价值”,那么,在存在着直接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下,不论是属于自然经济的原始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经济,还是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经济),都应当存在包含了“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的适应于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自然规律”,而不应当存在价值和价值规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同志有关价值的论述遇到了难点。他把价值和价值规律限定于存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但按照他所赋予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内涵,势必存在子包括任何自然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经济形式中。

 

是否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包含了“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的适应于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客观必要性,不能等同于价值,它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自然规律”,只是在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它才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其实现形式。

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之所以能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是同商品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直接联系着的。既然客观上还必须存在商品生产,那么,适应于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和节约劳动这一“自然规律”也就不能不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其实现形式。

 

第二,关于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解问题。

对恩格斯这句话的理解,我和汤在新、黄仲熊在196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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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94页。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我们的看法,至今基本上未改变,即这句话包含有合理的要素,但并非成熟的,因而同孙冶方同志的理解有些差异。

 

孙冶方同志认为,社会必要劳动只能表达价值的量的方面,还有必要表达价值的质的方面,这就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我感到,“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很难成为一个表达质的方面的溉念。因为,只要社会形态既定,生产费用就是一个量的概念。孙冶方同志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他曾写道:“生产费用(即社会必要劳动)……”。一个量的概念对另一个量的概念的关系,不可能是非量的,更何况孙冶方同志常常用分数式来表示这种关系,就更清楚地表明,在这里,效用也是量的概念。两个量的概念,还可用分数式表述,是难以成为—个质的概念的。

 

当然,效用还有质的方面。效用是使用价值。通常我们都知道:“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或“物的效用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效用是相对于满足人们的需要来说的,因此效用或使用价值包含于已生产出的产品中,但不能完全等同于已生产的产品,正如商品包含着价值,但价值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一样。

所以,如果把效用对生产费用的关系表达为:

  有用效果产品 生产费用,再进一步表达为:生产费用难以表明效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在这里,效用虽已被强调了,但效用只是当作一个既定的量,对效用本身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就令人有不足之感。

 

第三,关于社会需要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效用问题。

 

满足社会需要,通常被看成是生产的目的,已被纳入新体系的红线之中。但对社会需要本身以及如何满足社会需要,新体系未充分展开研究。

 

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里,社会需要的总量和结构,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包括各种产品的相对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决定。但要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需要的满足,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为目的,这种需要的直接满足,主要是依靠消费品。因此,研究和衡量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研究如何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人造纤维和棉纤维作为消费品,都可保暖,人们对两者的需要量与需要结构,一方面,当然决定于人造纤维和棉纤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但在两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既定的条件下,两者都可以有不同的花色品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除特殊情况以外,人们对消费品的需要不会是整齐划一的,必然对消费品的花色品种有不同的要求,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已越来越明显。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也不会象傅立叶设想的那样,穿同样款式和颜色的衣裳,按同一时间作息,相反,生活将更为丰富多采。因此,虽然应当首先从生产力水平来研究社会需要的总量和结构,但另一方面,还应当研究如何衡量消费品的效用,以达到更好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

 

提出要研究效用的衡量,很容易被看成是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窠臼,这是误解。有必要引述孙冶方同志一再引用过的恩格斯的一段话:“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于其间。”①这里说得很清楚,确定生产计划时,不但要在既有的生产力水平上,从供应方面考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耗费,还必须从需求方面考虑各种消费品的效用。而且,效用的衡量与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着生产计划。可见,效用的衡量是多么重要的研究课题。恩格斯设想的情况是: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有名的“价值”插手于其间。 但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中却存在商品、价值、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衡量和比较效用呢?孙冶方同志非常重视效用,而且把满足社会需要纳入红线之中。令人感到不足的是,新体系中没有(或者说来不及)在满足社会需要的效用方面展开充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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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前进途径简探

 

孙冶方同志独辟蹊径提出的新体系,确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创新的成果。我们在评论他的学术观点时,当然应该研究他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之处。但我觉得,仅只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应以他的成就为基石,探索前进的途径。

我感到,孙冶方同志的新体系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条确实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红线,即他概括的:“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条红线之所以是最重要的贡献,就在它既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又体现了马克思概括的公共生产中高级的首要规律。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我在前面曾谈到,节省劳动和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以适应社会需要,是不同社会形式共有的“自然规律”。但只有在公共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有计划地实现这个规律的要求,因而这个规律才能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首要规律。

 

在理解这个规律时,我觉得,决不能把它的内容只限于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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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劳动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而排除包含有“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在内的“社会全部需要”。如果把符合社会全部需要这一面排除,时间的节约和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会成为没有目的或没有标准的,从而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社会需要的满足、节约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通过分析不同层次的经济运动过程,就能展开并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全貌。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的这个紧密联系着的核心,分割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于下定义,作表述,倒是方便的,但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总的过程,则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分割开的结果,往往是规律自立山头,分析各成一片,最后通过文字把各山头所辖的各片勉强地统一起来,相互之间仍然缺乏有机联系。这正是以往许多教材的弊病,恰如前面所引孙冶方同志说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缺乏一条贯串各个章节的一条红线”。孙冶方科学地提出这条红线,就打破了规律各立山头,缺乏内在联系的局面,回复到马克思论述过的满足社会需要、节约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三者形成有机联系的首要规律,既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找到了核心,又为重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我把孙冶方同志提出的红线看作是新体系中最重要的贡献。

 

进一步完善新体系,应当真正着力于贯彻这条红线。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孙冶方同志的体系中,比较着重考虑的是产品生产,不是商品生产。然而近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商品生产存在的客观事实。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商品生产,节约劳动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自然规律”就不能不主要地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实现形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同孙冶方同志强调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一致的,但孙冶方同志心目中的价值和价值规律是可以同商品脱钩并一直存在到共产主义经济的。我觉得,从实际出发,为了更好地说明当前的实践,没有必要把价值和价值规律同商品脱钩。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情况,可以等待未来的实践和理论来回答。在当前,围绕红线透彻地阐明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仍是理论研究前进的主要途径。那么,应该用什么叙述程序来阐明这条红线呢?为了完成孙冶方同志未竟之业,自然应当依据他的提纲,基本上按照《资本论》的程序来论述,但也不妨有其他同志采用不同的程序,只要能真正贯串这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