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的均衡与失衡》

 

 

经济均衡是经济分析中惯常使用的概念。这里力求对经济均衡概念提出较为简明并接近现实的定义,尽可能立足于我国的经济观实,对照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况,阐明有关微观经济均衡分析的几个问题。

 

一、经济均衡分析的视野、重心和目的

 

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经济均衡定义为需求等于供给,亦即要求D(P)与供给S(P)相等。这种定义在某些文章或著作中常常不加限制地使用。但是,这种定义是不准确、不充分的。因为D(P)=S(P)可以有无数解,它只能看成是任意均衡状况的一般表达式。这是由于,在瞬时考察中,相对于任何一种价格P,总是存在着D(P)=S(P)。这种孤立的瞬时均衡状态,在理论上虽然可以作为一种假设进行推导,但对于分析经济现实并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真正值得经济学者花费力气探讨和分析的是现实经济中可能有存在的、对于经济决策具有指引作用的均衡状态。近年来经济学界兴起了“非均衡分析”,正是适应这种要求。显然,如果不存在均衡概念,也就不存在“非均衡分析”。但经济分析中要容纳“非均衡分析”,就必须拓广传统的经济均衡概念,并廓清流行的误解。

19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古尔诺(A.Cournot)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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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的一篇遗作,曾由《经济学家》1989年第3期发表。

 

 

析需求、价格和收入的关系时指出,求取最大收入的状态是一种自动地寻求、自动地保持并立求巩固的经济结构状杰。这种思路,可以作为我们拓广经济均衡概念的起点。从这种思路出发,经济均衡将不是局限于供求相等。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凭借自身运行机制使之达到并得以维持甚至巩固的经济结构状态,都可视为该社会在该时期内的均衡状态,而不论这种均衡是供求相等,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凯恩斯的就业不足均衡就是供过于求的,科尔内的短缺均衡则是求过于供的。

众所周知,经济分析中的均衡概念是从物理学引进。相对于前述流行的均衡定义来说,古尔诺的经济均衡思想显然更符合物理学中均衡的本来含义。同时,由于不论在于何种经济制度下,司空见惯的是供求并不相等,而经济体制却运行如常,因此,古尔诺的均衡思想显然比流行的均衡定义更接近经济现实,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更大的价值。

流行的经济均衡定义,可溯源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这两种分析都曾为西方经济学界誉为经济均衡分析的巨大成就,是对古尔诺提出的朴素均衡思想和数学推导的重大推进。这两种分析使均衡分析精确化、规范化,从而为许多经济学著作和大学教科书所引用。马歇尔着眼于单个商品市场的供求一致,瓦尔拉立足于所有商品市场的供求相当,共同点则是把价格自动调节机制作为前提。这类方法及其前提都有可质疑、可批评之处。经济分析中是否运用这类方法也应由分析者取舍。在方法论的探讨中还可出现对这两种分析方法完全否定。但是,有一种指斥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批评认为,两种分析的根本错误都在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永恒、和谐的经济社会。如若这种批评能够成立,那么近年西方兴起的非均衡分析,以不和谐代替和谐,以数量调节补充价格调节,等等,是否就克服了上述两种均衡分析方法的辩护性呢?显然,不宜把分析方法的褒贬限定在辩护性上,更为恰当的是从反映现实的程度来判断它们是否在演进中。可以肯定,当代均衡分析的确被推进得更接近现实了,而这种推进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学者认识能力的提高分不开的。

概括地说,现在所谓非均衡分析与均衡分析之争,不过是非瓦尔拉均衡与瓦尔拉均衡之争。而无论从均衡在物理学上的本来含义,或从古尔诺的均衡思想来看,瓦尔拉均衡与非瓦尔拉均衡都可包容在均衡分析的总题目下,只要它们的确代表了一种自动地寻求、自动地保持并力求巩固的经济结构状态。就长期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处处供求一致的瓦尔拉均衡显然只是一种罕见的特例,大量的均衡是非瓦尔拉的、即并非处处供求一致的均衡。所以,我所说的均衡概念已拓广为包含瓦尔拉均衡与非瓦尔拉均衡的总称。当代的非瓦尔拉均衡已不是古尔诺均衡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以这一思想为起点而发生的跃进。

首先,均衡分析的视野有了更贴近现实的拓广。有可能广泛考察现实生活中曾经或可能出现的各种均衡,对这些状态的具体划分成为现实的均衡分析的必要出发点。其次,均衡分析的重心有了更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转移。如果说传统的均衡分析多停留于对均衡状态本身的精确描述,当代的均衡分析则着力寻求均衡状态得以实现或遭到破坏的内部机制。最后,均衡分析的目的有了更积极的推进。如果说,传统的均衡分析是为了描述一个经济社会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它所追求的是静态的完美,那么,当代均衡分析则意在寻求经济社会实现结构合理、增长稳定的途径,它所追求的是动态的真实。

以下将择取东欧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①对当代均衡分析的视野、重心、目的进一步作概括的说明。

第一,当代均衡分析的视野。

均衡总是特定经济系统的均衡,因此,进行均衡分析,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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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择取的成果,以科尔内的分析为主,也适当汲取了匈牙利和波兰其他学者的成果。

 

 

和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系统打交道,区分在该系统内部起作用的“内力”和在该系统外部发生影响的“外力”。在考察“内力”时,应特别注意既定社会的多层次管理体制,因而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状态变量,由此就应在表征系统状态的所有状态变量中,寻出作为均衡标志的显性状态变量;随后,在已获知作为研究对象的均衡状态时,应着眼于动态均衡,确定动态系统的均衡轨道,这就需要确定使标志均衡的显性状态变量在时间过程中能保均衡轨道或运行机制;由于同一(或同类)动态系统可能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及与之相应的多种均衡轨道,有必要区分稳定的均衡与不稳定的均衡,并将稳定的均衡理解为一种“趋势”,由此引导出“标准轨道”,即在多种趋势中居于主导趋势的稳定均衡轨道;最后,应当明确:均衡状态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而是指特定系统本身具有的一种内在性质。所以,人们不能否定某一系统的均衡轨道的客观存在,但是可以对它表示好恶并加以维护或更改。当然,要更改或转换既存的均衡轨道,比之加以维护,是远为复杂、远为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行的。

第二,当代均衡分析的重心。

正是维护或更改既存均衡状态和轨道的需要引起了均衡分析的重心转移。

因为任一系统的均衡状态的稳定性取决于相应的系统内部的均衡轨道的稳定性,亦即取决于“标准轨道”的存在与否,把握这种轨道就成为均衡分析中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由于一方面,同一经济系统具有出现多种均衡状态的可能性,但其中只有一种均衡状态是占主导趋势的,亦即稳定的,另一方面,具有相同标准轨道(运行机制)的经济系统应当出现大致相同的均衡状态,而具有不同均衡状态的同类经济系统必定具有不同的“标准轨道”。因此,均衡分析固然首先得完成对稳定的和可能的均衡状态的描述和比较,但只有把分析重心放在这些均衡状态背后的均衡轨道上,才有希望达到均衡分析的最终目的——决策,以促成标准轨道的转换。

均衡分析重心的转移,相对于以往的均衡分析着力于描述均衡状态本身并作出某些分类来说,更为复杂。在这里,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勇气缺一不可。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学者是如此,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学者更应是如此。否则,就会主观臆造,无中生有,而难以面对现实,探求出真实的轨道。

第三,当代均衡分析的目的。

谈到追求“动态的真实”,不妨借助一个波兰学者的“自然均衡”和“强迫均衡”的概念。①本来,就物理学而言,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与非均衡之分,但有稳定均衡与不稳定均衡之分。“不稳定”即不能持久,它是物体在达到稳定均衡过程中的过渡状态。在经济分析中,有意义的是稳定均衡。稳定均衡又可分为自然均衡与强迫均衡。自然均衡是经济的停滞状态,相当于力学中重点与支点距离最近,因而潜能也最小的均衡,强迫均衡是对原有自然均衡的强制性且能保持的偏离状态,相当于力学中由于外力逼迫形成的重心高于其最低点,因而潜能大于自然均衡所具有潜能的均衡状态。从经济意义说,自然均衡是“廉价”的均衡,强迫均衡则是“开支大”的均衡,但它可以产生运动现象,因而是必要的。如果强迫均衡导致经济结构由低潜能状态向高潜能状态过渡,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就会引起经济倒退。由于任一种经济结构必然处于某种状态之下,从而不应当也无必要把均衡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来追求。真正应当关心的是使均衡的各个阶段所产生的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意味着均衡分析的目的不仅不能停留在对现有均衡状态的描述上,也不能着力于盲目地追求稳定均衡上。目的应是追求能够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均衡状态的动态发展(如果我们以经济稳定增长作为正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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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兹·赫尔维格:《论经济平衡》,载《经济学译丛》1984年第1期。

 

 

向)。这种追求比任凭自然均衡存在显然要付出更大的开支。

总括起来说,在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没有均衡与非均衡之分,只有稳定均衡与不稳定均衡之分。其中,稳定均衡应是运动的,并主要是供求不一致的,它是经济均衡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稳定均衡只是作为不同的稳定均衡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才具有理论分析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均衡泛指各种稳定的均衡,失衡则特指稳定均衡的被破坏或丧失,它实际上相当于不稳定的均衡。

 

二、微观经济均衡的含义、前提和实质

 

前面谈到,均衡分析总是分析一个明确的系统。划分经济系统,最通用也最具决策意义的方式是分为微观与宏观。经济均衡分析也分别以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为对象。

微观经济分析通常着眼于商品市场①的供求分析。由于广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所以分析最终总是落实于这些资源的配置状态,其结果则是对最大效益的追求。我们则主要着眼于最终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分析及相关的资源配置状况的分析。这里的最终消费品包括用于公共消费和家庭(或个人)消费的产品,但排除不能直接进入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如军工产品、航天产品等等。

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的微观经济分析与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的联系与分别。联系在于,分析对象是一致的,都是探讨整个商品市场在同一期间的供求结构问题,即都是进行一般的、而非局部的微观均衡分析,区别在于,均衡概念是非瓦尔拉的,亦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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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和当代均衡分析保持一致,本文的商品包括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处处供求一致的,或者说不是供求结构一致的微观均衡分析。这种供求结构不一致的前提可以是总供求一致,也可以是总供求不一致,重要的是必须以一种处于均衡水平的总供求状态为前提,即可假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既定不变的,或者引入动态的观点,假定二者的对比关系是不变的。这样才能使微观均衡分析成为可能,也就是使对商品市场的供求结构分析成为可能。

商品市场的供求结构就是商品的生产或供给结构与商品的消费或需求结构。按照严格的定义,供给与需求都应是相对于既定价格水平的意愿与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在微观分析中,供给是生产者面对市场价格所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量,需求是消费者相应于市场价格所愿意并能够购买的商品量。传统微观分析认为,如果商品市场上能够实现处处供求一致,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①这也就是运用传统微观分析的学者追求瓦尔拉一般均衡的理论背景。从现实出发,我们无意于追求瓦尔拉一般均衡,但却必须以资源配置状况为分析背景。可以说,微观均衡分析的实质就在于分析资源的配置状况。若以瓦尔拉均衡所代表的资源配置为“最佳”状态,则一切现实的、非瓦尔拉的微观均衡的实质就在于寻出现实均衡状态所代表的资源配置非“最佳”状况的可调整性。正是这种可调整导向不同决策的选择和拟定。

 

三、微观经济均衡的几种可能状态

 

对微观经济均衡状态的分类是展开经济分析的重要问题。这里只限于作为商品的消费品市场供求结构的分析,但对市场供求结构的分类仍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择取的是与既定生产力水平具有必然联系的国民生活水平作为划分依据,按人均国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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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品市场的处处供求一致,需有充分伸缩性的价格调节机制,这就是瓦尔拉一般均衡的条件,它是排斥一切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唯此才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

 

 

产总值的高低来联结商品市场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把供求结构区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四种类型。当然,这四种类型内部还可划分出高低不同的层次,分析中除在必要时提及外,将从略。还必须申明的是,这四种类型在此只是横截面上相对的概念,即使把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作对比,也不是把这些类型作为经济发展史上划分历史阶段的概念。

现将我们的划分图示如下:

标号

供求市场类型(S或D)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美元)

仪器的支出或生产占消费品支出或生产的比例

1

贫困型

300以下

90%—100%

2

温饱型

300—1000

50%—90%

3

小康型

1000—8000

35%—50%

4

富裕型

8000以上

35%以下

 

显然,能够进行这种结构性分类的商品,只能是社会的最终产品即消费品,包括各类生活服务性设施和劳务。这里的需求结构参考了恩格尔系数,依据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来划分,供给结构则依据食品生产在消费品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划分。当然,在供给结构分析中还要引入宏观经济决策的因素,并考虑投资/消费比例对供给结构的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正如均衡是一种趋势、一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均衡状态是指该社会的作为一种趋势占主要地位的稳定均衡一样,所谓供给结构或需求结构也是指一定时期内该社会作为一种趋势占主要地位的相对稳定的供给结构或需求结构。在分析的这一阶段,可以将收入分配问题舍象。

第二,在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究竟是供给结构决定需求结构,还是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是一个难以明确划分的问题。但是,无论从人类历史的起点看,还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看,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相互影响中,供给结构更具有决定作用,但一定条件下,需求结构又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支配着消费,另一方面“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思想。

第三,同一类型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联结是一种均衡,不同类型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联结也是一种均衡,只要这种联结在一定的时间过程能够由于相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自动保持稳定就可以了。而且,正是在时间过程中出现这两种联结的交替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转态过程。

为了说明这种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我们再作一图,以表明当今社会中人们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或可以预期的几种微观均衡状态。

需求结构供给结构

 

贫困型

 

温饱型

 

小康型

 

富裕型

 

 

图中:

“A”所表示的是同类型(或同层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联结的一种微观经济均衡,可称为供求结构对应的微观经济均衡。因而,A1、A2、A3、A4分别表示贫困型、温泡型、小康型、富裕型的供求结构对应均衡。这种供求结构对应的微观经济均衡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的图景最为接近。

“B”表示的是高一级的供给结构与低一级的需求结构相联结的微观经济均衡,如B2意指温饱型供给结构与贫困型需求结构相联结,B3指小康型供给结构与温饱型需求结构相联结,B4指富裕型供给结构与小康型需求结构相联结。这种联结可称为供给结构宽松型的微观经济均衡。

“C”表示的是高一级的需求结构与低一级的供给结构相联结的微观经济均衡,如C2意指温饱型的需求结构与贫困型的供给结构相联结,C3指小康型需求结构与温饱型的供给结构相联结,C4指富裕型需求结构与小康型供给结构相联结。这种联结可称为需求结构抑制型的微观经济均衡。

 

对于“A”、“B”、“C”三类中的各种情况,还可结合实际加以论述。

首先,“A”的标号较高的状态,代表较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然而,把同等生产力水平即标号相同的A、B、C所代表的均衡状态相比较(如A2与B2、C2相比较),A的潜能是最小的,它似乎最稳定,但往往代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停滞阶段。其中:

A1可列入历史上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世纪至本世纪40年代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目前广大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等等。

A2可列入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功后的我国状况。不过,我国目前的供求结构并非完全处于A2的对应均衡状态,同时还带有C2的色彩。

A3可列入第三世界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兼有C3的色彩。

A4可列入目前西方的一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次,“B”代表的是较高层次供给结构与较低层次需求结构相联结,它表现为生产力水平已足以提供较高层次的消费品供给结构,但国内人口中的大多数的需求结构由于自愿的或强制的原因,还来不及对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的供给结构作出适应性调整。这种供求结构得以维持的经济条件是广阔的外贸(输出)市场。伴随这种供求结构的往往是向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过渡。只要海外市场有保证,这种过渡速度常常高得惊人。其中:

B2可列入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方面,大生产已经能够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轻工产品,却被用于进行世界性的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大生产发展过程中所排斥的大批小手工业者成为一无所有的廉价劳动力,终日挣扎在贫困线上,消费水平极低。

B3可列入上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及过渡完成的初期,这时西方国家频繁爆发经济危机,一方面,大量生活必需品强制性地停产、积压、甚至销毁,另一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失业工人及相当部分在业工人仅足以维持温饱的生活状况。

B4可列入日本自1967年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小康型以后到70年代末十多年间的状况。这一时期,日本以外贸立国的战略和广大居民相对节俭的消费需求(表现为工资相对较低,储蓄率相对较高),成为日本迅速挤入世界经济强国的极重要因素。日本在1970—1979年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1%,同期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8%。①

最后,“C”所代表的是较低层次供给结构与较高层次需求结构相联结。这种较高层次的需求结构是难以实现甚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它总是通过畸形面目表现出来,即表现为购买行为被迫推迟引起的过高储蓄、较高层次的消费品配额供应、排队、黑市,等等。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往往是生产或供给结构不能随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水平及由此引起的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出及时调整或完善调整。这里的及时强调的是产品的品种结构调整,完善则强调产品的档次结构调整。上述情况主要是出现在经济体制相对僵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供求结构相联结的维持常常有赖于进口国外商品。但所有上述状况都不可能长期延续,结果不是引起改革,就是引向倒退。不论是倒退或改革,都曾在某些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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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79年为8810美元,1982年为10080美元,首次超过10000美元。有关日本的经济统计数字均见1981年后世界银行历年的《世界发展报告》。

 

 

义国家中出现过,也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过。

C2可列入我国近两年出现的情况,如待购性储蓄的迅速增长,进口电器或高档消费品(优质自行车、摩托车、钢琴等)的或明或暗的大幅度涨价仍销路畅旺。

C3 可列入一些东欧国家,典型的如科尔内笔下的匈牙利。

C4可列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二万美元左右的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石油输出国。这些国家十多年来石油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常在90%以上甚至接近100%。在进口商品中,食品占10%以上,机械运输设备和其他制成品各占40%左右。这种供求结构可以说完全依赖于单一产品石油的出口。一旦石油跌价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就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倒退甚至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

从我们所择取的微观均衡状态分类来看,第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产生一定供给结构或需求结构的先决条件,即不论是A型、B型,还是C型的微观均衡状态,其中较高层次的供给结构(如B)或较高层次的需求结构,(如C)必定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为上限的,所以,A、B、C的下标都是与相应的生产力水平保持一致性。

第二,按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划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四类,还是很粗简的。实际上,在同一类生产力水平和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收入水平上,还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差异。例如,同处于温饱型的收入水平上,就可能出现400美元的供给结构与相应于500美元的需求结构相联结,从而呈现出C色彩。

第三,除了生产力水平的决定作用以外,同一生产力水平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微观经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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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数字见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

 

 

状态,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也可说是决定的因素是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的一同的内部均衡轨道。

 

四、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中的

主要微观均衡状态剖析:

原因与结果

 

这里所谓“传统”,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凡是以苏联在20年代末形成的集权计划经济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包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之内。

为什么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经济普遍带有C型结构的色彩?能否把改革初期出现的C型结构强化归之为超前消费的结果?持续性的C型结构的宏观经济效果是什么?由于分析限于最终消费品市场,将只在最终消费品供求结构的范围内,具体描绘和剖析C型结构的特点。

需要首先提出的是,微观经济结构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是与以下因素相关联的。这些因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伴生的公众收入水平,需求心理与需求层次、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成本降低等等)、产品的升级换代、创新弃旧,等等。其中,收入水平和需求心理是影响需求结构的因素,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调整是影响供给结构的因素。C型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相应于现有生产水平的趋于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和需求层次也提高,但与之相联结的却是相应于原有生产水平的僵化不变的产品供给结构。这里的产品供给结构包括品种结构与质量结构,前者如馒头与面包的比例,后者如按原有工艺生产的质量不高的面包。

C型结构的特点是供给结构滞后。为什么C型结构会成为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常见的甚至是普遍的现象?

从最直接的现象来看,存在产品的供给弹性问题。随着生产水平趋于提高,人们的收入和需求也提高,但—部分产品的供给弹性小,不能相应于需求的提高而增加供给。

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供给的调节机制。不受国家的计划决策、价格控制、投资能力制约的供给,共需求信息可很快得到供给方面特别是潜在生产者的反应。这样,“C”型状态可迅速向“A”型转化,并促使供求层次进一步提高。而受制约于以下两方面供给因素:即政府决策者对该项需求的重视程度和国家投资能力包括资金、原材料、占地面积的有限性所决定的供给,则不会对需求信息变动作出迅速反应。更深一层考察以上两方面因素,还可看到,政府决策者对某种产品的重视程度和投资能力还受制约于从经济全局考虑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产业结构的蓝图、公平分配原则。所以,这里并不论及政府决策是否合理,而只强调它对供给结构调整的制约作用。

应当看到:

第一,C型结构成为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常见现象,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本身及其所具有的一些经济特点。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种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特点表现为:(1)积累对消费的比例长期偏高。这种情反映了“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对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强化甚至僵化这种观念的道理是多种多样的,有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如立足于打(战争)和早打、大打;有对经济理论的错误“坚持”。如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孤立地优先发展,致使产品结构尤其是消费品结构的调整长期处于决策者眼界之外,等等。(2)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认识,如长期拒绝接受商品经济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调节手段,从利用市场调节到推行多种所有制形式,通通排斥,致使产品的结构调整失去经济动力。(3)盲目追求产值,忽视效益,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使外延扩大再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带来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与质次价高的产品结构长期并存。

上述特点似乎都起因于主观认识但是如果不存在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主观认识就难以对现实经济起重要作用并形成特点。

由于前两个特点在影响决策者观念的同时也影响公众的观念,因而在改革和开放付诸实践时,会出现相当部分的决策者和公众在供给行为上的滞后,所以,相对而言,C型结构的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要比在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浓厚得多。

第二,C型结构未必是“超前消费”或“消费早熟”的反映。

首先应弄清“超前消费”的基本含义,它是指消费水平及结构超过支付能力所及。而就我国当前出现的建国以来最为突出的C型结构状况而言,恰好伴随着居民储蓄的高涨。其中,待购性储蓄占有极大比例。许多居民的消费水平,或由于收入水平尚未达到主观要求的层次(例如一时买不起电冰箱),或由于买不到中意的产品(例如低劣冰箱的滞存与优质冰箱的脱销并存),而处于被压抑状态。就公众的绝大多数而言,并不存在“寅吃卯粮”的倾向。相反,C型结构的存在与城乡居民储蓄的高胀,不但对供给结构的升级提出了要求,而且提供了条件。

 

五、对两种重要失衡状态的分析

 

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C状态出现的两种失衡状况:Ai→Ci-1和Ai→Ci+1,最值得我们分析。

需要首先重申的是:i与i+1的差别可以是不同档次收入水平的差别,如贫困型与温饱型的差别,也可以是同档次收入水平中的高低差别,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同属温饱型,但前者只能与人均3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收入水平的消费结构相适应,而后者则由人均4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收入水平决定,这样形成的供求结构均衡也可称为C1型。

1.A1—→Ci-1

这是一种经济倒退,是宏观经济倒退背景下的微观经济“失衡”。它意味着从供求结构相对应的状态A1,突变为需求结构下降而且供给结构几乎一无例外地是“天灾人祸”的恶果,其中的“人祸”除战争外又往往与集权的经济体制下政府错误干预有关。

 

1950年以来各国经历的严重饥荒

年份

地区

估计死亡人数(万)

1968~1969

尼口利亚(比夫拉)

100

1971~1972

孟加拉国

48

1972

印度

83

1973

萨赫勒地区各国

10

1972~1974

埃塞俄比亚

20

1974

孟加拉国

33

1979

柬埔寨

45

1983

埃塞俄比亚

30

 

资源来源:转引自莱斯特·R·布朗主编:《纵观世界全局》, 中国对外翻泽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页。可与此资料对照的是1985年11月12日《视界》杂志的一篇文章引述联合国调查:24个发生饥荒的非洲国家都执行了伤害农业的国家干预政策。

 

上表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对非洲一些发生饥荒的国家的调查使人们了解到,发生饥荒的各国在饥荒前夕甚至在饥荒的年代都执行着一种损害农业的政策。其中包括对原有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强行改变,剥夺农民生产和出售自己产品的自由,用不合理的征购价格、税收、平调等等方式剥夺农民的大部分收入,甚至按照个别决策者意推行单一的种植计划而导致森林损毁、农田荒废。就我国1960-1961年的严重饥荒而言,除天灾影响外,就是由于错误地推行了背离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致宏观经济倒退并使微观经济严重失衡。建国初期经济迅速恢复使微观经济结构在50年代中期已形成低层次的A1均衡状态,供求结构的大致相对应表;现为人民安居乐业、满怀希望。到60年代初则向更低层次的Ci-1突变,表现为原有贫困型粗茶淡饭需求结构的基本满足退步到更低水平贫困型仅足充饥的需求结构仍难满足。

2.Ai—→Di+1

这种失衡是经济增长的可能契机。就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显然比长期滞留于Ai要好。但比起Ai—→Bi+1,这一转化可能带来的较高速度的健康增长,则要难对付一些。

前面提到,我国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微观经济结构的失衡:由Ai突变为Ci+1,或者说导致了C状态的强化。这一转变的背景是:

(1)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导致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这成为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需求结构提高的决定因素。如有些地区,—度是衣不蔽体的贫困农户竟至发生了对新住宅的普遍需求,有的尖子户还有买汽车、购农用飞机、盖校舍、盖影院的需求。

(2)经济决策者对于经济理论的重新认识,破除了惧怕富裕和平均主义的错误观念,推行了一些讲究实效的(其中也有未尽妥当的)做法,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如“还帐”思想导致连续几年工资上调,“物质刺激”的正名导致奖金从无到有而大幅度增长,在公有制单位安排大批待业青年而猛然扩大消费基金,积累对消费比例的降低为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提供了保证。

(3)对外开放与原有的高消费阶层引入了现代高档消费品后,随着一部分人富起来,彩电、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从过去只有少数高新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成为城乡相当部分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问题是,在改革传统的集权经济体制的初始时期,Ai—→Ci+1的失衡是否可避免?我们认为不可避免,它当然会带来困难,但也提供了机会。

它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传统体制的日益僵化必然形成非改革不可的紧迫性。改革中所解放的生产力则必然带来收入的提高,从而使需求结构上升,而收入分配的改革又相对地易于产品结构的转换,于是,Ai—→Ci+1迅速出现。这就自然带来了困难。

它所带来的困难主要有:卖方市场的恶性膨胀—→紧俏商品的盲目扩产—→商品化(存品)资金的大最积压—→资金紧缺。资金既紧缺,又存在原有供给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形成“结构刚化”,进一步加强了供给结构调整的困难。于是,已经扩大了的消费胃口遭到了C型结构的遏阻。在开放的环境下,一方面是现代化意识增强,要求速变,另方面是各级领导层中都有不同情况的改革阻力,二者相持,使全社会对调整微观经济结构所必采取的遵循优胜劣败原则的各种经济手段和措施的承受能力相对减弱。

但是它也带来了机会。因为它毕竟打破了长期停滞的状态,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潜能摆脱了最低点。C型状态带来了不稳定,但不稳定就是动力,它发出的“必须调整供给结构”的信号,理应唤醒决策者的新的经济意识,这就是机会。

 

六、促进微观经济进步,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这里说的微观经济“进步”,是指微观经济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不断升级。它意味着资源有更合理的、即更有效率和更适合现代化要求的配置。这种进步可以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却未必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对应,宏观经济增长泛指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尺度的生产力增长,其速度的快慢未必取决于效益的高低,其持续性的长短、稳定性的大小则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这种结构的进步快慢如何,密切相关。

就经济的动态发展而言,微观经济的“进步”应当是上述A、B、C三种均衡结构状态沿着生产力的增长水平不断替代的过程。如前所述,A状态的稳定性最强,经济增长的潜能也最小。C状态对生产者发出了必须调整产品结构的信号,它对积极主动的生产者是机会,对抱残守缺的生产者是困境,抓住机会,就能充分利用其大于A状态的潜能,推动经济的“内涵性增长”。B状态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微观均衡状态,但它必须以更高层次A状态的初始阶段为起点,充分利用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水平刚刚得到较大提高与随之而来的消费胃口膨胀之间的间歇,并盯住国外市场的最新动向,使产品的供给结构能顺应世界潮流而调整,同时扩大出口以为国内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积累资金,并为随之而来的国内需求结构“升级”奠定基础。

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促进微观经济的进步中,应当积极寻求Ai—→Bi+1→Ai+1→Bi+2……这样的途径,同时主动迎接C状态的挑战,使之尽快纳入Ci—→Ai—→Bi+1—→Ai+1—→Bi+2……的轨道。决不应安于A状态的长期持续,应尽快促其向更高层次的B状态转化。

当然,就中外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B状态几乎未曾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出现,但是,改革将能带来向B状态转化的机会。事实上,在1957年和1965年,我国经济曾两次处于新水平的A状态的初始阶段,如果当时的主要决策者能不失时机地进行体制改革,促其向更高层次的B状态转化,而不是热衷于在政治上大搞运动,在经济上瞎乱指挥,我们今天成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大国,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又面临新的机会,我国目前的需求结构已进入低层次的温饱型,但一时尚无能力向更高层次“飞跃”,如果经过明智的适应性产品供给结构调整,公众将暂时满足于A状态的出现。但国际情况表明,我们仍有希望在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富裕型消费市场上争一席之地。如输出各种传统工艺品,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毯、高级服装,也可输出各种价格较廉而宜于快速更新的消费品①,并大力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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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洲各国的钟表大都以欧美各国为市场。南朝鲜还以比日本低廉的价格向美国推销以万辆计的小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