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和储蓄》

 

  一、两个曾经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忽视的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消费(生活消费)和储蓄都是曾经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消费问题之所以被忽视,从理论上说,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误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写道,“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①这本是马克思视为“一种肤浅的联系”中的论点,是马克思所不取的。马克思本人的论点很清楚:“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接着,在用交换和分配方面的情况举例之后,马克思还写道:“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②但在相当长的时期,消费问题并未得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者的重视。这也许还与另一个原因有关,即在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总结性论述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所包括的,其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其二是不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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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曾获湖北省及武汉大学1983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其三是产品分配形式。①在这里,消费也逸出于视野。第三个原因是有的经济学者把消费的意义看得过于狭窄,排之于社会产品再生产过程之外,如颇有见解的波兰经济学者兰格认为:“消费或使用行为本身则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而属于生物学、卫生学、物质文明、教育学、心理以及其他知识范围和实际的技艺。”②这实际上已经把消费看成仅只是个人的自然生理行为了。

 

应当说,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中,忽视消费问题研究的情况有所改变。再生产四个环节之一的消费已经被一些学者列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但在政治经济学中如何研究消费,却仍有分歧。有的同志虽然把消费列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但写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只寥寥数语。有的同志虽然专门论述了消费问题,但许多内容很难说是政治经济学所应包括的,确如兰格所言,可归之于另外的学科。

 

为了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应当怎样研究消费,回顾一下政治经济学研究消费的历史是有必要的。

 

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如何研究消费,我们不区别古典、庸俗等派别,只想概括地提出: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大都是联系资本主义生产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他们并没有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但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消费。有的乐观地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如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他们从“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出发,得出买和卖的同一性,总要求和总供给相等,生产和消费总合一致,并进而得出储蓄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的原理。这就是一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供给与需求自动均衡的观点。这种观点否定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有悲观地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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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1年中文版,第58页。

②见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第1卷,中文版,第7页。

 

系的,如西斯蒙第、马尔萨斯。他们以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作为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失调的依据,并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可能出现普遍过剩。”①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种观点并未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优势的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最猛烈爆发是在本世纪30年代。在当时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下,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观点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供给与需求自动均衡的观点。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并非自动均衡的关系,分析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储蓄、投资的非自动均衡的关系,提出了一套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和就业的政策措施,以求缓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些政策措施的大部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尽管凯恩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极为鲜明,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到70年代已濒于破产,但凯恩斯的这种以分析消费、储蓄、投资的关系为中心的学说竟然形成了当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主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达30年。凯恩斯一度被资产阶级称为资本主义的拯救者。继凯恩斯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消费的研究,不论从宏观说还是从微观说,都大大加强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具有重视消费问题研究的传统。马克思和列宁特别重视从再生产过程研究消费。马克思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一般地分析了消费在再生产四个环节中的作用,而且在《资本论》中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再一次指出消费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环节。他说:与个别资本不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既包含生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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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只是极为简略地提及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以及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的论点。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论点的关联和差异,以及马克思怎样分析批判他们的论点,陈岱孙同志曾有精辟扼要的论述。见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213—240页。

 

(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我们不应对此误解为马克思在分析个别资本运动时没有分析个人消费。在《资本论》中分析个别资本运动时,马克思既从劳动力的价值分析了工人的消费,也从资本家的主要职能是积累进而分析了资本家的消费,更从大量文献中引述了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实证。不过,在分析个别资本运动时,不论是工人的消费或资本家的消费,都可以视作个别资本运动过程之外已被确定的因素当作分析的前提,不一定要纳入个别资本运动过程之内来分析。但在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时,个人消费就不能作为过程之外已被确定的因素,而必须作为过程之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环节来分析了。(如果运用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说,在分析个别企业的经营管理时,职工的消费还可在一定限度作为已确定的前提,至于分析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居民的消费就必须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环节进行分析。)

 

列宁在维护和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斗争中,在《市场理论问题述评》中明白指出:“‘社会消费能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地,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还指出,即使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 资本主义再生产尚且如此,那么,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就更应当是明白而无疑义的了,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消费应当主要作为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来研究,也应当是明白而无疑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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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0页。

②《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

③《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研究消费,必然要联系生产,首先,自然要联系消费资料的生产。这里牵涉到一个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和整个经济的程序问题。

 

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时,我们习惯于按照《资本论》中的程序,首先分析作为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分析作为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作为一般理论分析,论证社会主义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运用这种程序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要结合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以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既定目标的稳定发展,在分析上是否依然袭用《资本论》的程序,却值得重新研究。分析的程序和分析的出发点相关联,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两大部类的生产,是从生产资料的生产出发为好,还是从消费资料的生产出发为好,这是如何安排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关键问题,应当作出恰当的抉择。近几年来,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提出:“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而最终产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个人消费品。这样,在分析的序列上消费资料的生产将会先于生产资料生产。至于还有同志干脆提出从消费品出发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消费资料生产在分析序列上居先就更为明确。我是赞成先从消费资料生产着手分析的,因为这在实质上就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出发点进行分析,既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一重要论断,也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中找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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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1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基本观点常常为人忽视。这个观点就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最一般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并没有改变。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仍然肯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为什么恩格斯编辑和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两大部类时,却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列为第一部类呢?

从《资本论》的创作史来考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最先划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把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第一部类的。在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表,很明确地以生活资料作为第一部类,以机器和原料作为第二部类,第三部类则表明全社会再生产。以后,在1870年写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二份手稿中,仍然称第一部类为消费资料生产,摆在首要地位。直到1881年的第八份手稿,马克思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列为第一部类。恩格斯在编辑和出版《资本 论》第二卷时,把两份手稿统一起来,划分两大部类则依据第八份手稿,成为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的论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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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83—186页。

 

为什么要修改成为这种论述形式?  我认为,是因为这种论述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和矛盾。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积累,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和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第二,与上一点相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由此也就形成资本主义要求无限扩大积累和生产同广大群众狭隘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再袭用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特点和矛盾的论述形式或分析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未必适合。因为,社会主义再生产在目的上、在本质上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第一,人民群众的需要、消费的地位不同了,第二,虽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③,但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外,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以适应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我认为,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消费——消费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的序列来进行分析,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

 

在消费方面,马克思还有一个需要我们联系现实认真研究的观点。他认为消费者范畴是比生产者范畴广得多的第一范畴,消费者如何花费收入会使经济生活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在社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是等同的:第一个范畴即消费者范畴(消费者的收入有一部分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是从利润和工资派生的)比第二个范畴(即生产者范畴)广得多,因而,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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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资本论》第2卷两份手稿的差别和恩格斯的修订情况,参见尤·特·哈里托诺夫《有关制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史料——恩格斯与<资本论>第2卷》,载苏联《历史问题》1956年第2期。

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和矛盾是马克思分别在《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多次提出的,列宁又一再引述和阐明。见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评经济浪漫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再论实现理论问题》、《答普·涅日达诺夫先生》等著作。

③在分析程序上消费资料生产先于生产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含义不同的两个问题。后者是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分析程序上消费资料生产先于生产资料生产并不排斥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

 

这段话当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讲的。但决不能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消费是无关紧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者也比生产者广泛得多,消费者的收入也有一部分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即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特别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不存在货币,因而除了一部分自给性消费以外,比生产者广泛得多的消费者,总要通过其货币收入的支出来取得消费品。所以,消费者不仅通过他们消费的消费品实物,而且通过他们怎样支出他们的收入,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不会是整齐划一的。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看,可以是收入全部花费掉,也可以是部分收入花费于当前消费(即时消费),部分收入或积贮手中或储存银行以花费于未来消费,还可以出现先借入货币,以未来的收入进行当前消费(即时消费)。花费收入的不同方式和花费收入的多少,也会使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再生产过程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花费收入的方式和数量,会直接影响消费资料的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到生产资料的生产。这里存在的不同情况,确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现实的并且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与消费者花费收入的方式不同和数量不同相联系,必然出现储蓄。储蓄,这是一个更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所忽视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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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62页。

② 这里的储蓄,是城乡居民储蓄,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储蓄在质的规定上和量的规定上都是有差别的。

 

 

如果说,消费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多少有所论述,那么,储蓄问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述中,则可说是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了。我所读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中,似乎只见到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列有三个有关的小题:一是消费信贷,二是现款的运动与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三是居民货币储蓄的经济意义。虽然内容简短,但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其他教材,或则不提及储蓄,或则在信贷和利息中顺便说上几句。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虽未重视对储蓄的研究,可是,我觉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长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可能已经影响人们对储蓄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是生产过剩,消费品经常供过于求,正好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供不应求才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居民的货币收入中必然有一个多余部分积存于手中或储存于银行。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储蓄就容易被看成是消费品供应不足的条件下被迫储存的,随时有可能“出笼”购买甚至抢购消费品,于是,城乡居民储蓄就被视为“笼中虎”。

 

另一种观点是:极端浪费是资本主义消费的特征,相反,极端节约是社会主义消费的特征。在消费上应当大力宣传节约、节约、再节约,鼓励和刺激消费是不容许的。 

 

由这种观点出发,储蓄就容易被看成是抑制居民消费的结果。既然要通过抑制消费来鼓励储蓄,对应于储蓄的消费者信贷,由于其作用是鼓励和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取的,甚至被看成是专属于资本家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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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明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347~349页。

②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忽视储蓄问题,并不等于说财政金融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忽视储蓄问题。不过据我所知,也只是近年来,储蓄在财政金融研究方面才引起较广泛的重视。

 

 

 

再一种观点是:城乡居民通过储蓄取得利息收入是不劳而获。与这种观点相联系,就会认为,即使应当鼓励储蓄,也没有必要利用利息率这个经济杠杆来吸引储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储蓄存款利率一再降低,明显地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上述几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既有客观原因,也非毫无道理。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在战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武器生产,不得不减少消费资料的生产。这种时期出现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是必然的。但如果把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必然现象推广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就显得不妥当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恰好应当是依据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关系,使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使消费品的供求得到平衡(至少应达到基本平衡),所以,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决不是必然的现象,宁可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消费品供不应求是必然现象的观点难以成立,那么,储蓄必然成为“笼中虎”的看法也就难以成立了。储蓄是否“笼中虎”,应当具体分析。

 

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强调节约,也是有道理的。但首先应强调生产中的节约。在生产中节约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直接作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保证新社会胜利的最重要的任务。消费也应有适度的节约,以利于加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相对地很低,人口又多的国家,必须艰苦奋斗,①在保证人民获得饱暖和逐步改善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消费 中也应当节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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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理解的艰苦奋斗,首要的仍然是生产上的艰苦奋斗,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上不需要艰苦奋斗。

 

 

但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下使人民的消费需要得到适度的满足。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正常发展时期,如果片面强调抑制消费,其结果,不但是劳动力在质上和量上的正常再生产得不到保证,影响人民特别是其中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在再生产不断进行的过程中直接对整个生产发生抑制性的消极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样地归根到底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片面地强调抑制消费,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抑制消费资料再生产的发展,进一步的作用就是抑制生产资料再生产的发展。所以,宣传消费上的节约如果超出了限度,以致片面地抑制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不但不能显示反而会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如果片面宣传节约、抑制消费的观点是不妥当的,那就不应当只从抑制消费的角度来看储蓄的优点和作用,而应当进一步研究:在消费品供应数量不同的情况下居民为什么储蓄?储蓄的数量及其占居民收入的数量的比重是否合理?储蓄的直接作用之一是限制当前消费,但储蓄是否可以加以利用使其更好地发挥限制当前消费以外的作用?

 

与研究储蓄相联系,还需要研究消费者信贷。储蓄的直接作用之一是限制当前消费,消费者信贷的主要的直接作用则是鼓励当前消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允许有储蓄而不允许有消费者信贷,很难说有什么理论依据。决不应认为凡是资本家采用过的经济手段就专属于资本家。首先需要研究的是这种经济手段是否对社会主义经济有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依据消费品供应品种和数量的各种不同情况(消费品品种至少可以划分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应当研究可否利用消费者信贷作为调节消费品供求和实现其他经济要求的一种手段。

 

最后是怎样看待居民储蓄的利息问题。对于国营企业、事业的存款,甚至集体企业、事业的存款,如果支付利息,通常都看成是合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因为这里的所有制主体都是公有制,利息收入一般不会转入居民个人手中。但城乡居民储蓄的利息则不然,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所有制主体:一个是取得利息的居民,一个是支付利息的国家。居民进行储蓄取得的利息收入是归个人所有,这种利息虽然也属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但它呈现为非劳动收入的形态,也就容易被视为不劳而获,被视为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息,涉及面广,确实包含着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这里我只想指出:对城乡居民储蓄支付利息及其高低,是与调节储蓄量有关的,而这种调节又是同时间因素有关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时间因素常常被忽视。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却不能不考虑和重视时间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这就说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时,需要考虑到各个部门是在当前提供产品,还是在未来提供产品,以便按比例地作适当的分配。人们都清楚,在安排和调节社会主义经济中各部门的生产时,时间因素是决不能排除在有计划的计算之外的。既然对生产是如此,联系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地安排和调节消费,时间因素也就同样地不能不进入考虑和计算之中。在确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变动情况的前提下,是鼓励或限制更多的当前消费合适,还是鼓励或限制更多的未来消费合适?或者,分别消费品的品种,是把哪些消费品更多安排于当前消费合适,把哪些消费品更多安排于未来消费合适?这样的问题都已经把时间因素纳入考虑之中,都是需要结合客观条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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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397页。

   

暂时把价格变动的因素舍象,这些问题将牵涉到调节居民的储蓄量。储蓄量固然与居民收入的多少有关,也决不是与利率的高低无关。如果利息的支付和利率的升降,是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用来安排和调节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恰当比例,即适当地纳入时间因素进行计算,以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难道这种储蓄利息仍应视为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吗?所以,与调节消费相联系,调节储蓄时利用利率这一经济杠杆是有必要的。

 

总之,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消费和储蓄都应受到重视,并应纳入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作动态的研究。这样就必然要联系到货币流通与资金运动。要突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原有的某些框架,向历来视为应归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研究的某些问题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是生硬地加上一些部门经济的章节。这决不会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芜杂混乱,而将使它的内容更为充实,并有可能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取得新的进展。

 

二、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看消费和储蓄

 

前面提到,根据人民的需要,按照“消费——消费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的序列来进行分析,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我感到,近几年来由于经济调整和改革更重视了满足人民需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上述分析序列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我们可以扩展这种分析序列,把我国近几年来的变化,描绘为一个比较良好的增长过程:

重视满足人民需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居民生活消费增长(储蓄和手中现款同时增长)—→商品(主要是消费品)销售额增长+消费资料生产(主要是轻纺工业)增长—→生产资料生产(主要是重工业)增长—→经济结构逐渐合理……

这样的过程是有事实和数字作依据的。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确实增长不少。1979~1981年三年,国家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达1400多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1%,比例之大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加上其他方面的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之大也是以往少有的。

第二,在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储蓄和手中现款也大量增加。

 

就生活消费说,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215公斤,比1978年的196.5公斤提高18.5公斤,增长9.2%,每人平均消费肉11.2公斤,比1978年的7.75公斤提高3.5公斤,增长44.4%,每人平均消费各种布(包括化纤布)10.03米,比1978年的7.25米增加2.78米,增长39%。居民穿着消费已从低档商品向中、高档商品转化。从1979年以来,全国居民拥有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电视帆等耐用消费品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方面,情况也有改善。

就储蓄说,1979年已开始迅速增长,年底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81亿元。从1980年到1982年6月底,又从281亿元增至601.8亿元,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中,储蓄余额增长78。13亿元,增长之快,超过建国以来任何半年。而且城乡居民手中还有相当数额的现款,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第三,商品零售量增长,这是同居民消费增长直接相联系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27.5亿元增至1981年的2350亿元,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率约为10%。1982年上半年以相近的比率继续增长。

 

第四,以生产消费为主的轻工业迅速增长。轻工业产值在 1979年为1980亿元,比上年增长9.6%,1980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18.6%,1981年为2675亿元,比上年增长14.1%。连续三年,轻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重工业,改变了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各占比重为43.1%和56.9%,到1981年,这一比重为51.4%和48.6%,轻工业所占比重已超过重工业所占比重,这是近年来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五,从1981年第四季度起,重工业生产开始回升。1982年上半年,重工业生产逐月加快。重工业的迅速回升,自然包含有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反过来刺激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因素。

 

这些事实和数据,即使不够精确或包含某些水分,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总的趋势,即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摆脱了“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指导思想,开始向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出发点的经济增长过程转变,人民消费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受到了重视。这正是我们进行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所需求的。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效上而盲目乐观。应当从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考察上引数据中更细致的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更多数据,了解现实经济运动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和阻滞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不合理因素,研究如何促进更良好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我觉得应当注意的是:

第一,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重工业生产的回升和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前重工业增长逐月加快是否应当完全肯定,需加分析。一是这种加速增长是在当前我国能源和交通运输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实现的。就能源消耗来说,一般是用重工业生产产值增长1%的能耗,用于轻工业生产产值可增长3-4%。因此,重工业的加速增长,在电力分配和交通运输紧张的情况下难免要挤轻工业。二是在重工业的加速增长中,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不顾社会需要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值的情况。因此,虽然不应当随意否定生产资料的加速增长,但是如果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重工业的加速增长脱出了甚至挤压了农业利轻工业的增长,就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又脱离了终究要“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轨道。这当然不否定重工业增长中符合社会需要、经济效益高的合理部分。

第二,轻工业继续增长,总的说来,符合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的要求。但是,不顾社会需要,不考虑市场销路,盲目生产的情况仍然存在,以致部分产品供过于求而积压,不合理的库存继续增长。商业经营的166种主要商品库存中,库存偏多或积压的有56种。可见,轻工业生产的增长中也包含有不符合社会需要、经济效益低甚至无效益的部分。

第三,与人民生活消费直接相联系的是社会商品零售额。

 

1982年上半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仍然继续着以往三年的增长趋势,比上年同期又增长9.5%。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1982年上半年商品流动资金的周转比上年同期缓慢,是与产销衔接不够好,不适销商品量增加直接联系着的。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满足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也不利于加速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从而又不利于消费资料生产的进一步增长。

 

从上述这些问题可以看到,前面描述的比较良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和阻滞,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一出发点来看,主要表现在作为消费者的城乡居民的收入虽有增加,但在既定的收入下,消费者的需要尚未得到适当的满足。

 

要使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减少不合理因素,消除阻滞,能更加顺利地运行,在当前以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首要的工作仍然是以符合社会需要为核心,从各方面抓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由于我们谈的主题是消费和储蓄,因此,我们仍要把探讨的范围限于消费和储蓄,分析怎样从这两方面着手来取得更良好的经济增长。

 

就消费来说,首先应当研究的仍然是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多少及其方式,并联系商品销售市场的状况,考察消费品市场是否已经吸引了消费者应当消费的收入,因为这就可以考察消费是否反作用于消费资料生产及其增长,并进而影响生产资料生产及其增长。

 

近三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快,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幅度较大,对于改变长期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相对偏大,奖金发放中有不合理部分,另外还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生活补贴,这就使得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既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长期的重积累、轻消费的情况下,短时期有目的地安排消费基金的迅速增长,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消费基金增长过分迅速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对经济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我国现在还是低消费的国家,今后需要继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但消费基金的增长应当低于特别是不应超过国民收入、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应当相对稳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发放奖金中的不合理部分和某些不合理的生活补贴。消费基金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也要和国力相适应。

 

但是,三年来已经增加的消费者收入是不能减少的。所以,在消费这一环节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领域,就出现了一个如何引导消费的问题。我所理解的引导消费,是把消费者收入中应当花费于消费的部分吸引于购买消费品,改善消费者生活,发挥消费直接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作用,并进而发挥其间接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作用。引导消费不是鼓励消费者花光其收入,而是要避免消费者收入增加而消费不足,不能发挥消费促进生产的作用。

 

吸引消费者的收入用于消费,至少应从生产、流通、信贷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当前消费品的供给,即使就总量说,也还不够丰富。尽管提高消费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增加消费品总量是重要的,但更为突出的是必须增加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不但要考虑到消费者需要的当前结构,而且要预测消费者需要结构的未来动向,因而不但要增加花色品种满足消费者当前的需要,而且要重视品种的升级换代,以适应消费者未来的需要。

 

其次,在流通方面,主要是积极组织货源,充分交流信息,疏通流通渠道,特别是要扩大对农村的销售。当前,不少产品是此地滞销,彼地畅销,城市滞销,农村畅销。因此,掌握消费信息,大力疏通流通渠道,扩大商品销售,对满足消费者需要,加速资金周转,促进消费资料的生产,都有重要意义。

 

再次,就信贷说,除储蓄的运用将在后面论述外,主要应当重视和运用消费者信贷。五十年代中期我国也曾经试行过实质上是消费者信贷的赊销。但随后由于经济现实中消费品供应不足,理论上又把消费者信贷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之物,消费者信贷便消失了。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的作用是愈来愈显著的。因为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总不能完全均衡,需要有信贷这一杠杆进行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信贷对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调节作用也为人们所公认,但信贷对消费这一环节的调节,却为人们忽视甚至否定。这种理解上的错误,是不利于经济实践的。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大多数消费者收入并不高,要满足消费者对某些耐用品的即时消费,就需要积储。可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耐用消费品在市场上出现或正在出现饱和状态甚至是过饱和状态。固然,银行中一部分零存整取存款就是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但这种存款只能在一定时间后才能进行购买,即可满足的是耐用品的未来消费,而不是即时消费。这种未来消费,对于活跃耐用消费品市场,促进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不能发挥即时的作用。而消费者信贷则不同,既能满足消费者对耐用品的即时消费需要,又能迅速活跃耐用消费品市场,并即时反作用于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当然,实行消费者信贷决不能无依据无条件。第一,应依据调节消费的要求,第二,应充分了解接受信贷的消费者的偿还能力,第三,可规定先付一定的自有资金作为贷款条件,第四,还可考虑时间因素,恰当地计入利息,必要时可不计利息。总之,只要运用得当,消费者信贷在调节消费、活跃市场和促进消费品生产方面,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

以上是关于消费的分析,以下分析与消费相联系的储蓄动态。 对储蓄,也应当结合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多少及其方式来考察,以探讨储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探求怎样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一般地说,只要消费者生活高于最低水平线,消费者的收入就不会全部花费掉,总有一部分进行储蓄或以现款形式保存在手中。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当消费者收入不变时,其收入中多少是用于即时的消费支出,多少是储蓄于银行或以现款形式保存在手中,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和规律性?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其增加的收入多少是用于即时的消费支出,多少是储蓄起来或以现款形式保存在手中,是否也有一定的比例或规律性?这是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分析后才能作出回答的。我们前面曾引述过马克思的论断:消费者花费收入的多少及其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所以,虽然我了解的数据有限,仍愿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

 

第一,我国居民收入中的储蓄率是多少?近三年有什么变化?它说明什么?

 

按城乡居民全部收入匡算,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率长期是 1—2%,近三年则逐步上升到6%。单就城镇职工的全部收入匡算,1979年以前的职工储蓄率平均约为3%,近三年上升到9% (武汉市职工储蓄率在1980年达到职工工资收入的10%。)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1.在商品价格基本稳定,消费者收入也基本稳定时,消费者收入中储蓄部分的比例基本不变。1978年以前总的情况大致如此。(这里当然得排除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情况,1961年和1962年储蓄是下降的,因为许多人的生活已处于最低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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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近商业部门已经开始对部分价格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实行“提前付货,分期付款”,这可以说是已经试行“消费者信贷”了。

 

2.在商品价格基本稳定(即使有5%左右的上升),消费者收入增加时,一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因为短期内多数人不会很快改变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既然新增的收入不会全部用于消费,自然会出现新增的储蓄(相应地也会有新增的手持现款,这一部分暂不论及)。1979年以来总的情况大致如此。

 

3.在消费者收入增长较快、增长幅度较大时,储蓄在消费者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

 

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上升和储蓄存款绝对量的猛增,消费者收入增长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也同1979年、1980年、1982年三次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有直接联系。我国城乡储蓄存款,1979年比1978年猛增70.4亿元,比1978年所增29亿元多1.4倍。1980年又增加118.5亿元,1981年增加124.1亿元,1982年上半年即增加78.13亿元。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在1982年6月底达到601.82亿元,比1978年底的210.6亿元增加近三倍。这就说明,储蓄利率的变化对储蓄率和储蓄量确有影响,它是调节消费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新增的储蓄是否单纯是推迟的购买力?重新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可能性有多大?

前面提到,储蓄是否“笼中虎”,是否必然成为随时可出笼的现实购买力,要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试求进一步解答。

我认为,近三年来迅速增加的新储蓄,从城乡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相当一部分不是推迟的购买力,而是个人财富的贮蓄或积贮。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法定不能自由买卖,除了少量历史遗留的金银持有者以外,对一般群众来说,金银已失去贮蓄财富的职能。①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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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不久,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1982年9月下旬开始,在国内市场恢复出售黄金饰品。(见《人民日报》1982年9月21日。)

 

国也还没有自由买卖的有价证券,除认购国库券外,人们也不能通过购买可自由买卖的有价证券来贮蓄财富。因此,城乡居民储蓄就不仅具有推迟购买力的作用,对储蓄者来说,还是积贮财富的重要途径。

 

建国三十多年来,除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受查抄存款影响的1969年以外,全国的储蓄存款余额都是上升的。而且,全国定期储蓄存款余额占全部储蓄余额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952年为55.8%,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67.72%,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增为73.04%,最近几年都在82%以上。不仅定期存款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定期存款中的长期存款的比重很高。在1980年,存期三年和五年的储蓄已占定期存款余额的45.34%,而以半年为期的存款仅占2.56%。①以上情况可以充分反映出定期储蓄存款、特别是长期储蓄存款所起的为居民个人积贮财富的作用。

 

但是,我们决不能否定储蓄具有推迟购买力的作用。有一部分储蓄是可以随时提取出来成为现实的购买力的,如活期存款;还有一部分储蓄本来就是由于现有收入还不能实观购买商品的要求而逐少储蓄,以备未来购买,如相当一部分的零存整取,半年为期甚至一部分一年为期的定期存款也是不稳定的,半年或一年后便可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我们应当着重研究这一部分可以重新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储蓄。当我们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市场供应相当充分,花色品种也比较适销对路时,不但要吸引居民手中执有的现款用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品,而且也可以考虑鼓励和引导这一部分储蓄重新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而不应过分强调储蓄,以致限制应有的消费。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消费者花 费自己的收入适当地提高消费水平,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则可使消费品的价值迅速地实现,这对促进消费品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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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单以上海一地来看,50年代定期储蓄的比重占80%以上,60年代到70年代占90%以上,1980年占91.7%,而其中三年存款占33.44%,五年存款占43.59%,二者合计达77.03%。

 

总之,需要区分储蓄构成的不同部分。活期储蓄、零存整付和短期定期储蓄,可以主要看成是推迟的购买力,在一定时期内便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起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作用。而长期的定期储蓄,则可以主要看成是居民个人积贮的财富,即使是三年或五年甚至八年到期后,也不一定会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我的估计是,依据近年来长期储蓄存款迅速增长的趋势,只要今后不出现经济上的大曲折或其他意外变化,大部分长期储蓄存款将继续保持其作为居民个人积贮财富的形态,仍然存于银行。当然,从居民角度看是积贮财富,从国家银行看就不能停留在这一角度了。

 

第三,储蓄是否可以并且应当转化为投资?有无条件?

 

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意味着不能仅从推迟购买力的实现和居民积贮财富来看待储蓄,还必须从银行集中和运用资金的职能来看待储蓄。这个问题,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近三年来,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调整政策和某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的资金分布和运用有了以下变化:一是由于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中央财政的资金少了,地方财政的资金多了;二是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家集中安排的资金少了,各经济单位自行筹集运用的资金多了;三是由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消费基金,降低积累基金,国家掌握的资金少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资金多了。资金过于分散,在使用特别是在进行建设上,就难免出现盲目性,难以符合全国范围的全局需要。因此,需要改变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分清轻重缓急,进行重点建设。

 

但是就当前说,各方面的资金,除了居民手中的现款以外,大都以各种形式集中于银行。银行掌握的资金已超过1800亿元。银行掌握资金总量的增长幅度超过财政资金增长幅度,这是近年来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及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所出现的自然而然的现象。既然银行已经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怎样恰当地运用资金于经济建设,使之既能符合国家集中资金用于重点的和必要的建设的要求,又能避免信用膨胀,就成为当前极其重要的课题了。

 

银行如何运用资金,涉及的方面很广,因为银行集中的资金有不同的来源。在这里,仍只能局限于银行资金中居民储蓄这个部分,试求探讨:储蓄是否可以并应当转化为投资?这种转化有无数量界限?应当考虑一些什么条件?

 

银行接受居民储蓄存款,付出利息,对长期储蓄还付以较高的利息,如果不贷出,不运用,可以说是违反基本经济常识的。问题是储蓄是否可以用于投资。

 

如果把投资的含义看得很窄,只限于基本建设投资,按照长期的惯例,储蓄是难以转化为投资的。因为长期以来,银行贷款的范围有限制,除农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等以外,对其他经济部门的企业,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不发放固定资金贷款。直到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试办中短期设备贷款。从已发放的中短期设备贷款来看,效果基本上是好的。

 

如果不把投资的含义看得太窄,那么,简略地说,投资与消费的区别就在于,消费是购买消费资料,投资是购买生产资料。银行向工交企业贷款,即使是发放流动资金,也具有投资的性质。因为贷款扩充企业的流动资金(工资基金部分应舍象掉),就是用以购买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对象。至于目前的中短期设备贷款,用以改造或者扩充企业的固定资金,不过是购买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手段,当然也属投资。所以,储蓄可以而且应当转化为投资。

 

但在当前调整时期,以至调整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金投资,不但应当考虑数量上的界限,还必须考虑国家集中使用资金的要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才能有利于稳定的经济增长。

 

就数量界限说,前面曾谈到,活期和短期储蓄,主要可看成是推迟的购买力,短期内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可能性大,所以这一部分不应当转化为固定资金投资。至于长期储蓄,主要可看成是居民的财富积贮,相应地。也就可以转化为较长期的投资,形成新增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劳动手段)的购买力。但由于银行原有的长期储蓄余额已作为银行贷款贷出,所以,就数量来说,不是全部长期储蓄余额,而应当只是长期储蓄的新增余额可以转化为固定资金投资。当前,一方面是许多企业设备陈旧,又感到资金不足,难以进行挖潜、革新、改造。另一方面,银行的长期储蓄迅速增加。因此,长期储蓄新增余额(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主要作为中短期设备贷款,转化为固定资金投资,可说是客观的需要。

 

但储蓄转化为投资,应当首先符合全国范围的全局需要,把投资用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和观有企业急需的挖潜、革新、改造,以利于投资取得真正的经济效益。

 

当然,储蓄转化为投资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物资条件的限制,这是当前物资不足时不可忽视的客观限制。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物资尚有积压,只要加以合理的安排或进行必要的加工即可利用,而有些物资不足的问题恰好需要通过一部分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来解决。利用储蓄转化为投资,正好使这类企业中缺乏资金的企业能够运转起来,增产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的物资。其中,国内实在缺乏的挖潜、革新、改造的关键设备,还可以考虑动用外汇,把进口作为辅助的解决办法。

 

另一个客观限制是社会需要及市场条件的限制,即储蓄转化为投资后增加的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有无销售市场。这就需要在符合国家建设整体要求的前提下,充分掌握信息。对于掌握储蓄并作为整个社会资金信贷中心的银行来说,信息是比较灵通的,应当力求做到使储蓄转化为符合社会需要、适应销售市场、并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投资。这方面存在的更细致的问题,就不是本文所能论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