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均衡中求均衡》

一、西方的不均衡分析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

 

西方的不均衡理论,是从分析造成市场不均衡状态的原因入手,以求实现均衡。这种分析,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宏观经济的几种类型的不均衡,扩大了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

对不均衡分析有重要贡献的法国经济学家马利维在《失业理论的再思考》一书中,考虑了三种商品:产品、劳动、货币,以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为前提,分析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度或需求过度的状态,得出了可能出现的四种结合,然后集中研究了在市场经济中有实际意义的三种结合,并用图表表示如下:

 

     产品市场
     买方、供给过渡  卖方、需求过渡
 劳动市场 买方、供给过渡(失业 凯恩斯型失业  古典型失业
卖方、需求过渡(充分就业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

 

——表见《失业理论的再思考》,1977年英文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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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是提交1987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中法经济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曾获湖北省1987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马利维舍弃了产品买方市场和劳动卖方市场的结合,他认为这种类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产品的生产者来说,供给即生产已经过度,而对生产要素中劳动的需求还大于供给,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市场经济,确实是如此。

 

怎样分析上述三种有实际意义的状态达到均衡的过程?马利维引用了定量配给(rationing)的思路,提出以下的原则:在每一个市场,短边决定交易量,长边则按此量配给。依据这一原则可以达到长边按量配给的均衡。匈牙利的科尔内认为这就是西方不均衡理论中的“短边规则”,并在《增长、短缺和效率》中作了以下的解释:“根据这个规则,实际的购买和销售是与需求和供给中较少的一方相等的。”科尔内怀疑“短边规则”的适用性。在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一问题。

 

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计划工作中有和“短边规则”相类似的提法,即和“长线平衡”相对立的“短线平衡”。粗略地说,长线产品是供给过度的产品,短线产品是需求过度的产品。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中,同时存在着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在制订计划工作中则有“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的争论。“按短线平衡”是指:在估计到增加短线产品的供给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按实际上可能的供给的短线产品量制订平衡的计划。主张“按长线平衡”的论者则认为:应当按供给过度的长线产品量制订计划,这样,供给和需求是不平衡的。但正需要用不平衡的压力迫使供给不足的短线产品增加生产,才能导致高速度增长。平衡是次要的,高速度才是最重要的。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以追求高增长速度为特征。中国在1957-1978年间,正是实行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因而“按长线平衡”成为中国计划工作中占居优势的论点。只是在按长线平衡制定和贯彻计划产生了日益加剧的国民经济不平衡,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甚至出现了社会总产值的严重下降,如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为33.5%和10%,这时“按短线平衡”的论点才受到重视。当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是一般的需求过度,而是严重的需求膨胀,在供给方面,也不是一般的供给不足,而是与生产萎缩相联结的严重短缺,按短线平衡  有利于建立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有利于扭转生产的萎缩并为新的增长创造条件。1962-1965年中国经济的回复和增长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但按短线平衡可列为重要因素之一。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中国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时期。这一时期提出的“按短线平衡”和西方不均衡理论中的“短边规则”不但在用语上相似,内容也有重要的共通点:实际的购买和销售与需求和供给中较少的一方相等。此外,西方不均衡理论需要树立的假定以及需要引入的思路,在中国经济中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西方不均衡理论按照“短边规则”推导出供给与需求均衡,必须假定以价格固定为前提,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25年中国经济中,除了60年代初的几年,价格长期保持固定,至少是价格基本固定。有的不均衡理论的模型引入了定量配给。定量配给在市场经济中少见,在中国也是长期存在过的现实。在中国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不论是短线产品还是长线产品,只要是重要程度可以列入定量配给的范围内,都是由计划机构和物资机构定量配给,部分消费品则由商业部门定量配给。从这些情况来看,西方的不均衡分析似乎可以直接运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由于存在着类似的条件,在不均衡分析中依据短边规则而形成的三种状态,也应该在中国经济中出现。这就是说,在劳动供给过度和产品供给过度时,会出现凯恩斯型失业,在劳动供给过度和产品需求过度时会出现古典型失业,在劳动需求过度和产品需求过度时,会出现被抑制的通货膨胀。而且,在中国经济中,劳动需求过度和产品供给过度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因而这种组合能否得出以上的结论,涉及两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不同的经济体制是否有不同的行为规则?第二,西方的不均衡分析以及它所包含的短边规则是否超越于不同经济体制及其行为规则的分析方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确定,西方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行为规则。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固定一般被看成是例外的或短期的,在中国的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中,价格固定是经常的,可看成是既定的事实。在价格长期固定条件下的行为规则和价格短期固定条件下的行为规则,是不会相同的。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定量配给是特殊情况,理论上一般只是作为短期假定,在中国的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中,定量配给是一般情况,是长期存在的现实。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行为规则。

关于第二个问题,西方不均衡理论的倡导者最初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分析方法是超越于不同经济体制的,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西方市场经济,初期的分析还只是短期的分析。但是随着不均衡分析的发展,西方的不均衡论者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一分析应用于不同经济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在我所读到的马利维的著作中,这一倾向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其他的不均衡论者如英国的理查德·波特斯和戴维·温特等,就有多种论著直接运用不均衡分析来解释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经济运行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最近在美国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波特斯和桑特提出的论文《中国的货币和消费品市场》已经把西方不均衡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经济。我想提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人们不应拒绝把不均衡分析应用于不同的经济体制。但是,在运用西方的不均衡分析于不同的经济体制时,首先应当考虑到出现不均衡分析的经济环境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然后应当考虑到这一分析方法运用于分析不同体制的经济时具有不同的限制条件。如果无条件地把这种分析方法应用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得出的结果是难以符合实际的。

 

西方的不均衡理论形成于60~70年代,它的经济背景是:西方的劳动市场持续地脱离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状态,不但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特别突出的是劳动市场的价格(工资)呈现出明显的下向刚性。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已不能说明这种状况。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也不能完满地说明这种状况。于是,一些经济学家推进了凯恩斯的分析,提出了不均衡理论。我感到,形成西方不均衡理论的关键是:不只分析产品市场和资金市场,还引入了劳动市场,这样就可以考察这些市场的不同变动情况的结合,并且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的结合与产品生产、就业、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当前,西方的不均衡理论还在这一基础上续续发展。

 

实际上,不均衡理论并非西方经济理论所独有。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不均衡理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不均衡理论和西方的不均衡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显然具有东欧特色。从前面谈到的短线平衡和长线平衡的争论,可以确定,中国也有自己的不均衡理论。但在中国的理论界,以往对不均衡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较多,把不均衡理论结合经济现实进行逻辑的和实证的分析较少。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应当从自己的经济现实出发,推进自己的不均衡理论。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和东欧的不均衡分析,加强逻辑的和实证的研究。如果记住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制、限制条件和行为规则,对于西方的不均衡理论,不是无条件地直接搬用,而是根据本身条件审慎地汲取,应能作出有益的成果。

 

正因为要考虑中国本身的条件,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引入劳动市场进行分析对西方不均衡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却不想着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来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还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潜在的过剩劳动力和未使用的劳动时间。这种情况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也不同于东欧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国家的情况。在进行不均衡分析时,这是需要专门探讨的课题。

 

二、1953-198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和不均衡

 

理论的比较不应当脱离现实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的实况才能使我们明白:在进行理论研究和提出实际对策时,应当从各种不均衡分析中择取哪一些思路和方法。

 

在考察中国经济状况时,我以1953年为起点。这是因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中国经济是处于长期战争之后的恢复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抑住恶性通货膨胀,力争经济趋于稳定增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能反映出日后建立的经济体制的特色。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此作为我们考察的起点,是恰当的。

 

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

 

理想的宏观经济均衡,不仅需要实现总量均衡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而且需要实现结构均衡即各个部门、种类的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在现实中,要达到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可说是不可能的。但现实情况如果和两种均衡相距太远,必将导致经济运行过程出现阻滞和紊乱。这种阻滞和紊乱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会以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中国较长时期的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来看,表现出来的是:在一两年内可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均衡,然而同一时期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都不均衡甚至严重失衡。这终将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脱离基本均衡状况,也逐渐呈现,出严重的失衡。只是在经过强烈的摩擦和计划的调整以后,才逐渐恢复基本平衡。但新的不均衡状态又会出现,再一次引起强烈的摩擦和计划的调整。国民经济因而呈现出一种波动状态。

 

在以往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对于波动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否定国民经

 

1953—1985年社会总户值年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
及其波动(图表一)

 

 

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以上年为100)

波动

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以上年为100)

波动

1953

18.7

110.26

1954

8.5

1

12.11

1

1955

6.1

 

2.49

1956

17.9

-

52.83

-

1957

6.1

2

-5.97

2

1958

32.7

-

84.63

-

1959

18.0

 

31.8

1960

4.7

13.19

1961

-33.5

3

-62.54

3

1962

-10.0

-44.07

1963

10.2

33.66

1964

17.5

42.20

1965

19.0

-

30.75

-

 

 

 

 

 

1966

16.9

17.47

1967

-9.9

4

-28.33

4

1968

-4.7

-19.26

1969

25.0

-

62.91

-

1970

24.1

49.07

 

 

 

 

 

1971

10.4

13.37

1972

4.4

5

-1.08

5

1973

8.6

6.13

1974

1.9

5.72

1975

11.5

-

17.65

-

 

 

 

 

 

1976

1.4

-3.85

1977

10.3

6

4.65

6

1978

13.1

21.96

1979

8.5

4.58

-

1980

8.4

6.65

 

 

 

 

 

1981

4.6

-10.51

1982

9.5

7

26.24

7

1983

10.3

 

12.62

 

1984

13.3

 

24.55

 

1985

16.2

89.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说明:“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

 

 

济存在波动,认为波动与集权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另一种看法则出自倡导按长线平衡的论者,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则是相对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波浪式是常态,有的论者甚至赞赏大起大落的波动,把这种剧烈波动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都反映出强烈的主观臆想和个人的理论偏好。

 

但是,经济生活的现实总是强于主观构思的理论。我们依据自然时间使用中国发布的一些基本统计指标,就可以显示中国经济的特殊的波动。这种波动的实际记录并不支持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中的任何一种。

 

首先,我们使用1952~1985年的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观察国民经济的总动态。中国的社会总产值指标是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包括物资供销和饮食业)总产值之和,是可以反映国民经济总动态的指标。考察1952~1985年的社会总产值,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期间存在七次波动(见图表一)。

 

其次,有必要观察国家所有制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增长速度的动态。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国家集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最重更的、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把固定资产的增长动态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动态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种作用(见图表一)。

 

第三,在1952~1985年的33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经济体制是有变化的。按照经济体制的变化,我把这段时间划分为三个时期:1953~1957年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集权计划时期;1958~1978年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期,1979~1985年是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的时期。我们在观察国民经济动态时,必须注意到三个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情况。

 

依据我们择取的33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动态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动态的统计数据,从图表二中可以看到:

第一,在33年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有七次波动。周期最长

 

图表二

 

(A)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集权经济计划时期。

(B)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间。

(C)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的7年,最短的3年,平均长度4.7年次波动。波动持续时间虽短,波动的幅度并不平缓,有的起伏很大。如在第三次波动中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从1958年的32.7%下降到1962年的-33.5%,落差达66.2%,这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少见的。

 

第二,与社会总产值增长相对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样是在第三次波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从1958年的84.53%下降到1961年的-62.54%,落差达147.07%。这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也是少见的。

 

第三,最简单的统计验证也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和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之间的联系。把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的数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的数值按年份绘成几何图形直接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出二者的相关关系。(见图表二)再把两类数据分为三组:1953~1957年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集权计划时期为一组,1958~1978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期为一组,1979~1985年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时期为一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和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集权计划时期的第一次波动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r=0.88;在中央集权经济计划时期的第二次波动至第六次波动中,二者的相关系数r=0.95;在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第七次波动,二者的相关系数r=0.92。这些数值表明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二者所特有的高度相关。

 

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高度相关,二者都有七次波动。常识告诉我们,在波动中不可能不出现总需求量和总供给量的不均衡,也不可能不出现结构的不均衡。这也就是说,波动中必然存在需求过度或供给过度和许多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能互相衔接一致。有时即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取得表面上的均衡,但许多重要产品,有的需求过度,有的是供给过度,确实是短缺和积压并存。

国外学者运用不均衡理论分析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有一些争论值得提出来讨论。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在东欧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国家中,供给过度的情况多于需求过度的情况。如波特斯和温特依据他们的观察得出:“捷克斯洛伐克有9年出现过过度需求(样本的43%), 民主德国13年(样本的76%),匈矛利9年(样本的32%),波兰5年(样本的23%)。这说明这四个国家的三个国家里,过度供给都是占优势的。” 科尔内不同意这个结论。他考察同样的时期得出的结果是:上述四个国家都是处于长期短缺状态,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说是转入了供给过度的状态,只是短缺程度有时高一些,有时低一些而已。这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都是短缺,需求过度。 此外,科尔内认为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是一种半货币化的经济。“在一个价格和货币并不真正影响生产、投资和就业这些宏观变量的半货币化经济中,不能用它的货币是稳定还是膨胀、价格上涨是被抑制的还是被允许的来对它做出恰当的描述。” 波特斯和温特不同意这种观点,明确提出货币存量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是内生的,随着经济变动而自动调整。 这些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都能提出有利于自己论点的实证资料。但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研究对象,他们的分析可能都只是说明整个经济动态的某一过程或某一侧面,因此,在他们的争论中,对任何一方的论点,都难以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

 

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概括一下争论的问题:第一,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需求过度占优势,还是供给过度占优势?第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中,价格和货币是否不能真正影响生产、投资、就业这些宏观变量?我觉得,对于前后这两个问题,都不应作出区分时期的单一的回答。我在引用统计数据时把1953~1985年划分为三个时期,正是因为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经济体制的转换,从而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所以,分期考察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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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波特斯和温特:《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对于消费品市场的非平衡估算》。

②科尔内:《增长、短缺和效率》。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问题:是需求过度长期占优势,还是供给过度长期占优势?

 

1953~1957年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时期,这是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两度出现高峰,在1953年达110.2%,1956年又达52.9%。中国曾经遭受长期战争破坏,这一时期虽然有过剩的劳动人口,但物资供应并不丰裕,在这样的高投资率下,必然首先出现生产资料的需求过度,继之将引致消费品的需求过度。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不均衡并未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调。原因在于:投入固定资产建设的主要产品是从国外贷款输入;劳动供给增加形成的消费品需求的压力也由不同途径缓和。一部分消费品的需求仍由当时尚未取缔的自由市场的供给来满足,主要消费品粮食、棉花、植物油、猪肉实行国家统购派购,从1955年开始,先后实行了口粮、棉布、植物油的配给。因此,这一时期确实存在着需求过度,但从国外输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生产资料的需求过度,定量配给平抑了消费品的需求过度。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过结构性的供给过度,在1956年甚至引起某些人错误地看成是总供给过剩。

 

1958~1978年中央集权经济计划时期,是一个不易按经济常规来考察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过程除具有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一般的共性以外,还有异常的特点: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冲击。与这种特点相联系的是33年中的四次负增长和两次停滞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1958~1959年“大跃进”的投资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高达 84.6%和31.3%),出现了违反经济常规的行动,企图通过强制的经济形式单一化来获取增长的超高速度。结果是生产猛烈下降、废品剧增和严重短缺。1961~1962年的需求过度十分明显。发行“工业券”以实行“计分定量配给制”,就是在1961年实施、的。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重演了违反经济常规的行动,有的方面走得更远,可说是奇特的政治动乱下的随意折腾。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物资十分短缺。生产资料计划配给的实物往往只能达到配给指标的80%左右。消费品中需要支付工业券的商品越来越多,支付工业券的数量与消费品短缺程度的强弱成正比例增加。1958~1978年的20年间,除了1963~1965年处于生产萎缩之后压制和缓解了需求过度以外,整个期间存在着明显的需求过度。有的消费品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表面的平衡,不过是严格控制价格和工资以及实行定量配给的结果。

 

1979~1985年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时期,波动幅度小。除1981年发生过一次温和的衰退外,大多数年份都是高速度增长。由于国内投资增长,加上开放政策带来的外国贷款和投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增加了供给。但是,体制转变中投资决策的分散,近期效应是加剧了投资膨胀,逐步解除长期来对工资的严格控制并实行奖金制,刺激了消费品的需求。在总供给增加较快的同的时,总需求增加更快。需求过度出现了。不过,在前一时期,多数年份出现的是畸形膨胀或生产萎缩中的需求过度,在这一时期,多数年份出现的是较正常的高速度增长中的需求过度。在这种增长中,部门结构得到了较合理的调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如果无条件地否定过度需求,一开始就依据“短边规则”平抑过度需求以求取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很可能会丧失随总需求上升而带来的许多积极因素。就我所考察的情况来说,在这一时期的前五年,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差距不是很大,强制地压制总需求过度未必是恰当的。但是,过度需求持续五年后,在1984~1985年出现了超速增长,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差距远较前五年为大。过度需求通过未经真正调整的价格机制传递的信息,难免失真,供给方面出现了某些产品的积压随生产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这就说明需求过度和需求管理值得认真对待了。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中,价格和货币对于生产、投资、就业这些宏观变量是否有真正的影响?

 

我们同样地以划分时期来考察这一问题。

 

1953~1957年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集权经济时期,可以看成是逐步消除价格和货币对于生产、投资、就业发生真正影响的时期。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基本上属于市场经济类型。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在40年代对中国的生产、投资和就业都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理所当然地应该抑制通货膨胀。当时的客观环境要求统一管理经济,而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则助长了限制和缩小市场,进行价格管制。1953年以后,价格管制逐渐生效,长期的固定价格开始形成。货币基本上只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成为被动的因素。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正在降低,价格和货币对宏观变量的影响迅速削弱,经济体制已向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半货币化经济”转变。

 

在1958~1978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因素的影响强烈,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仍然发生作用。价格和工资的管制较上一时期更为严格。从整个时期看,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已降到极低的水平。价格是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难以估算。整个经济似乎是以实物形态运行。但不能说价格和货币对宏观经济运行已不起任何作用。从1958~1962年的经济动态中可以明白地觉察出价格和货币仍然包含潜在的能动作用,在适当的条件下便会显示出来。在1959~1962年,因需求过剩和供给严重短缺引起的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是难以否定的。这时,在半合法的自由市场中消费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除了实行计分定量配给的工业券以外,还采用了部分消费品的高价出售政策。需求过度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也影响到就业。 1961年职工人数减少了798万人,1962年又减少850万人。对这一时期进行长期观察,非货币化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是不应否定货币和价格的能动作用会在特殊条件下显示出来,并且影响宏观经济变量。

 

1979~1985年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变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这就需要开放市场,使价格和货币发挥有利经济增长的能动作用。在这一时期,首先是农产品和大部分消费品的市场逐步开放,随之又开放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市场,允许价格在市场上有限度地升降。通过市场的开放,需求可以比以往更直接地经由价格影响生产。生产的发展要求有比以往更为灵活的信贷。这样,货币供应量进入流通的重要渠道就不只是发放工资和收购农产品,货币供应量通过信贷进入流通的重要性提高了。尽管还没有金融市场,没有流通的有价证券,没有再贴现等业务,仅只长期固定的利率开始变动,原来被抑制的货币的能动作用,仍然逐渐显示出来。由这一时期后期的1984年和1985年的信贷动态,可以看到货币对于生产、投资和就业的能动作用。1984年第四季度放宽信贷对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有刺激作用的,1985年收缩信贷则起着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作用。这两种不同的作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效果和在统计指标上反映的数据,当然会有时滞,这里不拟详述。在逐步开放市场并使价格和货币能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摩擦,引起需求过度或供给过度。而且,这种宏观总量不平衡对经济运行也可能产生某些消极后果。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很难不出现摩擦、不均衡、非常规行为,需要的是减轻摩擦,努力从不均衡中求均衡,引导经济行为朝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体制改革的目标。当价格和货币开始影响宏观经济变量时,不能因为它可能产生的某些短期或暂时的消极作用而向“非货币化经济”的旧体制后退,应当认真观察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采用适当的措施引导使这些变化的趋势有利于稳定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最后有必要提出几点概括性的看法作为结语。

 

第一,不论是西方市场经济还是东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都会出现宏观经济不均衡。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也必然会出现宏观经济不均衡。在经济体制的转换未完成时,宏观经济不均衡难免交杂着两种不同体制中的不均衡因素。要从这种具有复杂因素的宏观不均衡中求得均衡,难度是很大的,需要认真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并慎重作出对策。

 

第二,中国近几年经济运行的现实说明从宏观经济不均衡求取均衡不是轻易的工作。中国在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需求膨胀和信贷膨胀。由于时滞,它的影响在1985年才显示出来。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高速度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导致原材料供给的全面紧张和物价的较大幅度上升,明白地显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过高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在当时所能承担的限度。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一系列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强调严格的紧缩信贷的措施,总需求因而逐渐下降。同样地由于时滞,直到1986年初才出现总需求增长率的急剧下降。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为4.4%,比1985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十九个百分点。以后略有回升,但198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只达4.8%。1986年夏季紧缩的措施有所放松,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才平缓上升,到十一月底,1986年前十一个月的工业增长速度已比1985年同期增加,摆脱了年初低速增产的缓滞状态而趋向稳步发展。近几年中,农业生产曾有过较快速度的增长,1985年和1986年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宏观经济不均衡,有趋向于均衡的走势,但不应排除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第三,对于近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国内的经济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学者认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差距很大,必须继续严格的紧缩措施,大力压缩需求。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片面地看待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均衡,如果继续紧缩抑制总需求,将导致抑制总供给,使整个经济水平下降。还有学者认为应在促使总供给增加的同时适当地抑制需求,依据这一基点采取对策。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但我感到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得出更明确的结论。

 

第四,衡量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中的宏观变量的动态是不容易的,衡量脱离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体制转换中的宏观变量的动态更不容易。中国经济学界当前出现争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看法中包含了衡量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同口径。对于近几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是处于一般的不均衡状态,还是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是存在着趋向于均衡的走势,还是存在着更严重的失衡走势,也因衡量口径的不同而加深了看法的分歧。但即使存在着分歧,中国的多数经济学者仍然具有共同的看法:应当从不均衡中求均衡。这种均衡当然不是理想状态的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而是总量间和部门结构间的大体均衡或基本均衡。在这个领域中,还存在许多理论问题、计量问题和政策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作者曾就本文与卢建同志讨论,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