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政策》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出现了持续的超出“温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把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上。不少人的判断是社会总需求已经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因而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以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从1985年开始,国家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紧政策,以约束总需求增长。但是,实际执行中的“一刀切”不可避免地迫使经济增长速度骤然下降;到1986年第二季度,几乎跌到零增长水平。于是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政策,防止“滑坡”,促进增长,从而使得1986年国民收入仍然增长7.4%。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态势,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增长的起落,促使人们回顾和评论宏观控制的效果。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总需求大干总供给的格局下,仍有不少部门和企业因开工不足而出现设备和劳力的闲置。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宏观总量变动下还存在着结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场关于总量和结构之争。

 

总量和结构的争论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至于究竟应以控制总量为主,还是应以改善结构为主,它们是否属于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争论,我们将在下面从总量和结构的关系入手,把它们可能结合的几种状态概括地分类,并作出相应的分析,提出我们对现实经济运行状况和有关对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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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合作者是马晋民。

 

 

一、总量和结构的各种状态分析

 

总量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最高层次和基本内容。在以下分析中,我们以一个封闭的系统作为模型,舍象进出口和资本的流入流出,也不考虑库存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节作用。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将国民经济分成几个部门,总供给可以概括为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即各经济部门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量的总和,而总需求则可以概括为一定时期全社会对各部门产品和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的价值总和。我们将共表示为:

 

n

S = ∑ S1

i=1

n

D = ∑ D1

i=1


(1)

其中S为总供给,Si为i部门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的价值量,D为总需求,Di为对i部门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从这里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前提是各部门的产出量和劳务供给量是可加的,对各部门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也是可加的。前者要求产品的价格反映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且投入要素在各部门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后者要求产品的价格反映人们的边际效用,而且人们在实现需求方面具有完全的选择自由。显然,这两项要求是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提出的。只要能满足这两项要求,就不会出现长期的结构失衡。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却最难满足这种要求,结构失衡自然就成为常态。当前西方许多国家的混合经济制度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则居于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前者较接近于结构平衡的一端,后者则较接近于结构失衡的一端。一些同志认为我国进行总量分析有局限性,可能这是一个原因。按照以上思路,我国目前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似乎更适合于写成向量形式,即:

S1

S = S2

Sn

D1

D = D2

Dn

?



(2)  

它们分别表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由于Si和Di是以价值量计算的,我们可以在货币单位的意义上将供给和需求加总:

n

S* = ∑ S1

i=1

n

D* = ∑ D1

i=1

?

们分别称S*和D*为名义总供给和名义总需求,以区别于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名义总供给和名义总需求与供给向量和需求向量的几种逻辑关系可概述如下:

1.S = DS* = D*(3)

这就是说,当结构平衡时,总量一定平衡,名义总供给和名义总需求分别等价于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

2.S* ≠ D*S≠ D

这表明问题不平衡的结构一定不平衡。

3.S* = D*S ≠ D

这表明总量平衡时结构也有可能不平衡。

 

总之,总量平衡是结构平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总量不平衡时,结构一定不平衡,总量平衡时,结构一定平衡;而结构平衡时,总量一定平衡。这样看来,总量与结构相结合的平衡态共有三种形式六种状态:

其中:

1.S* = D*S=D即S1 = D1i = 1,2,…,n

2.S* = D*S≠D 即Sa < Da ;Sb < Db;Sc = Dc

 

3.S*≠D*S≠D

   

其中:a?A={供过于求的部门}

b?B={供不应求的部门}

c?C={供求平衡的部门}

A∩B∩C=?;A∪B∪C=N={所有经济部门}

 

第一种形式只有一种状态,即总量平衡,结构也平衡。这是一种理想的经济状态,可称为“双重对称状态”。

第二种形式也只有一种状态,即总量平衡,但结构不平衡:有的部门供给大于需求,有的部门供给小于需求,有的部门则供需平衡。这可称为“结构不对称状态”。

 

第三种形式有四种状态。一是名义总供给大于名义总需求,而结构同向不平衡,即各部门的供给都大于需求,我们称之为“同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二是名义总供给大于名义总需求,而结构异向不平衡,即有的部门供给大于需求,有的部门需求大于供给,而有的部门供需相等,我们称之为“异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三是名义总需求大于名义总供给,而结构同向不平衡,即各部门需求均大于供给水平,我们称之为“同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四是名义总需求大于名义总供给,而结构异向不平衡,即不同部门的供求关系表现出相反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由此可见,在相同的总量关系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因此,总量状态和结构状态既不能割裂,也不能替代,不能简单地把二者视为同一内容的两个方面,而应就二者结合的不同状态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样的分析从经济的现实出发,很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

 

二、结构平衡的理论测度

 

关于总量平衡的测度,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计算差额指标的方法,而是通过间接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就是一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我国很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这个指标体系。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远不及西方国家高,且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这个指标体系应用于我国必然有其局限性。因此,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差额进行测度,并提出了测算的基本方法。

结构的平衡和失衡问题也已引起普遍的注意。但是,除了科尔内主要用于微观分析的库存、销售比率和用于宏观分析的投入库存、产出库存对短缺的影响等指标外,我们尚未见到测算与判断结构失衡程度的一般标准。我国目前很多分析还停留在列举某种产品有多少库存积压、某种产品出现供不应求这样一种水平上。我们试图在前述简化模型范围内从理论上给出测度结构失衡的框架结构,以求把这方面的分析引向深入。

如果我们用G表示结构失衡水平,可以将G定义为:

(4)

 

此式表明总的结构失衡的绝对值等于各部门结构失衡绝对值之和。当D=S时,G=0,这时是双重对称状态,不存在结构失衡。G值越大,结构失衡越严重。但是,这种表达方法没有区别开各部门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的情况,而且夸大了结构的总量效应,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可以将G重新定义为总量失衡水平,而DS和SD分别代表不同性质的结构失衡水平。这样,(4)式可改为:

b

G =∑a(Sa – Da) – ∑(Db – Sb) = SD – DS (5)


SD > 0DS > 0

其中:a?A={供大于求的部门}

b?B={供不应求的部门}

SD为供给过剩总量

DS为需求过剩总量

 

当SD-DS=0时,G=0,总量平衡,为结构不对称状态,当SD—DS≠0时,G≠0,结构失衡,总量也失衡,即处于双重不对称状态。

 

根据G、DS和SD值的不同组合,我们可以判别前述六种状态(见下表)。

 

G

SD

DS

状态

G=0

G=0

G>0

G>0

G<0

G<0

SD=0

SD>0

SD>0

SD>0

SD=0

SD>0

DS=0

DS>0

DS=0

DS>0

DS>0

DS>0

双重对称状态

结构不对称状态

同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

异向过剩双重不对称状态

同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

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

 

以上定义是从绝对量出发考虑结构的绝对差额。但实际上各部门在国民经济最终产品和劳务中所占的份额会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而某一部门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在总量中的份额又并不等价于该部门的相对重要性,故上面的定义就只能反映结构方面的供给和需求的绝对情况,而不能反映其相对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再给出一个相对值定义:  

(6)

b


其中a、b的意义同前,SD反映供大于求的过剩强度,DS反映供不应求的短缺强度。(5)式和(6)式分别反映了结构失衡的绝对水平和相对程度,并说明了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关系。

 

三、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分析

 

根据前面对总量和结构失衡状态的一般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经济近年来总量和结构的关系及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从理论上讲,完善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不一定也不应该长期处于远离总量和结构平衡,即远离双重对称状态。但由于我们的经济系统无论在计划调节方面还是在市场调节方面都很不完善,加上过去30余年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的累积效果,我国在目前乃至近期内将都难免处于结构失衡状态。结构失衡是存量不平衡,靠流量调整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即使可以采用有效的存量调整,由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调整的效果在客观上表现出来也会有较长的时滞。相比之下,总量失衡属于流量问题,较易通过相应的需求管理政策来消除,至少可做到暂时消除。因此,我国目前及近期内还只能处于结构不对称状态(总量平衡)或双重不对称状态(总量也不平衡),且在总量上往往表现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特征。当我们分别探讨这两种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如何进行经济改革时,对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应当给予更多的注意。

 

首先,我们考察结构不对称状态,即S*=D*,但S≠D,亦即SD=DS>0。

 

从表面上看,这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在宏观上处于均衡状态。但是,这种均衡不是稳态均衡。由于结构不平衡,有的部门(?A)产品过剩;而有的部门(?B)产品短缺,有的部门(?C)则供需相等。对短缺的部门,在现行体制下,既有追加投资和增加就业的外在压力,也有追加投资和增加就业的内在冲动,从而提高A部门的需求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工资和就业刚性,生产要素又不能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B部门的需求并不会相应地减少,这样必然会提高总的需求水平。而在短期内供给水平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将出现D*>S*,这时结构不对称状态便将转变为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

 

面对这种状态,如果采取单一的控制总需求的政策,就难免抑制短缺部门的投资而限制其增长,表面上维持了总量平衡,实际上却阻碍了结构的调整。如果短缺部门恰好是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压抑,总量平衡就只能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且长线部门还会有过剩的供给不能实现其价值,从而实际上并不增加社会效用。即使可以考虑把这个过剩部分用于产品替代,但其替代效率只能小于1,最终仍然降低了整个社会效用,使实际供给水平降低。而这时社会总需求并没有随之降低。于是就出现了宏观帐户平衡掩盖下的实际总量不平衡,即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它终究会表现为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或受压抑的通货膨胀。

 

既然在结构不对称状态下仅采取总量控制难以取得总供求平衡,依靠追加短缺部门的投资又往往触发总需求膨胀,因而一定程度的需求膨胀势难避免。这种需求膨胀形成后,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最理想的情况:国家采取配套措施,将这种膨胀控制到最小程度。国家可以动用外部力量如增加进口、动用库存以满足短缺部门的投资需求;国家还可以通过计划的约束尽可能使主要投资力量集中于短缺部门;国家同时还通过计划调节和市场凋节适当控制过剩部门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使宏观经济在偏离结构不对称状态进入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后逐步向双重对称状态过渡。

 

第二,传统计划体制下常见的情况:尽管国家能够动用强大的计划力量增加短缺部门的投资,却无法改变过剩部门生产的刚性。因此,对短缺部门的投资很快就会突破总量约束限界而引向通货膨胀。传统计划体制下普遍存在的僵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及害怕经济摩擦引起政治波动的担心,都限制着宏观经济摆脱以上困境。许多实行传统计划体制的国家就长期没能打破这种结构不对称状态。

 

第三,改革传统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我国目前国家计划调节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但改革还基本上没有改变部门、地方、企业的利益刚性,也尚未形成要素合理配置的机制和资产存量合理流动的环境,国家的财力水平又还不足以有效地调节市场。这样,一方面是国家计划内的有限投资投入短缺部门以放宽瓶颈,另一方面是计划外的投资在利益导向下投入长线部门,不仅没能抑制总需求膨胀,反而使瓶颈更紧,以致导向深度的双重不对称状态。

 

通观以上三种情况,在结构不对称状态下国家应当采取的对策是:(1)加强短缺部门的计划性投资;(2)加速改革以形成市场制约机制来限制长线部门的增长;(3)创造有利环境以促进要素和资产存量合理流动。第(2)、(3)点都要求在企业层次上引入联合、兼并、破产、重组等机制,加速并深入地启动竞争机制。这是逐步向双重对称状态转化的不可少条件。

其次,再来看双重不对称状态,即D≠S,且D*≠S*。

 

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客观情况是D*>S*,即DS>SD>0,且G>0,属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状态。

在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下,既有通货膨胀和短缺,也有滞存。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会抑制部分通货膨胀。但是,因为控制总需求必将体现为对现有需求结构的不同抑制效果,这时结构方面就会演化出更复杂的过程。

 

如果实施的效果是抑制了对短缺部门产品的需求,则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短缺部门的紧张状况,实际上却助长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失调。短缺部门往往是瓶颈部门,在我国也就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部门。抑制短缺部门的产品和劳务需求通常会导致短缺部门的停滞,而短缺部门的停滞必将造成国民经济的萎缩。

 

如果实施的效果是各部门按比例平均负担抑制压力,则DS减少,但SD增加,G减少,即总量缺口和短缺部门缺口都缩小,过剩部门供给缺口增大。这时从帐面上看经济增长的势头会减弱,但经济运行的质量不一定下降。其结果将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取得经济协调,在适度的通货膨胀范围内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宏观经济从双重不对称状态经过结构不对称状态而逐步接近理想的双重对称状态。

 

如果实施的效果抑制了对过剩部门的需求,则SD会进一步增加,取得经济总量平衡的代价将是过剩部门的进一步过剩,势必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停滞或倒退虽不是一种长久的状态,只要国家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之趋于合理,经济就会走上趋向双重对称状态发展的轨道,但如果停滞的时间过长,或者倒退的幅度太大,则不仅政治上的风险不可低估,经济上也未必是上策。

 

如果在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下放弃总量控制而采取对短缺部门增加投资并给予更多优惠的政策,从长期看会逐步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但这种投资和优惠仍有一个度,超越这个度,通货膨胀将会加剧。当通货膨胀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会发生严重的扭曲,经济运行轨迹也就不是常理所能估计的了。而且,如果追加短缺部门的投资时不注意用总量政策控制过剩部门的增长,在传统体制所具有的追逐产值和“投资饥渴”的惯性作用下,必然会造成水涨船高的局面,结构调整就无从实现,国民经济将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短缺和滞存并存的异向短缺双重不对称状态。

 

总之,在双重不对称状态下,加强总量控制往往会使经济增长萎缩,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又会加剧通货膨胀。即使是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两种政策配合使用,其结果也是以上两种状态的不同程度的组合。不能设想某种政策会创造出使我们避免任何摩擦的奇迹。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是不能随意塑造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寻求出其中的若干规律性,顺应这种规律来选择利多弊少的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总的看来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正是这种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局面。仅停留于政策选择是难以走出两难境地的,应更进一步去探究形成两难局面的不稳定因素的滋生源。人们首先将之归于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但对这些摩擦必须作进一步分析。摩擦显然有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方面的,也有心理、行为的惯性与新环境之不适应方面的,等等。这些摩擦决不是一项或几项政策所能消除或缓解的。摩擦产生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即产生于改革,也只能依靠深化和加速改革来缓解和消除。有同志认为改革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我们并不断然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否可补充一句:宽松经济环境又需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心理、行为上的变革来创造。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此,过分地固执一面未必是有益的。我们的看法可以扼要地表述如下:第一,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造成能在很大程度上自动调节经济运行的合理机制;第二,确立企业的完全法人地位和建立、与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上述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第三,需要配合采用总量控制和产生调整政策来缓解严重的短期总量失衡并调整长期的结构动向,但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不应损害而应促进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经济发展长期地趋向于双重对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