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济体制两种运行过程》

 

 

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可以具有不同模式的经济体制不同模式经济体制的经济运行过程是有差别的。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看,不但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体制及其运行过程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也可以出现不同的经济体制,并相应地出现不同的经济运行过程。

划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同模式,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我认为,用是否排斥商品经济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趋向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的体制;一种是着重于发展社会分工的商品经济型的体制。虽然前一类型体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一些演变,容纳了某些商品货币关系。但从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来看,仍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进行分析。

 

一、传统的自然经济型及其运行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是起源于苏联趋向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

结合历史实践和理论依据来看,这种经济体制之所以形成并长期占统治地位,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史无前例即毫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诞生的。它在理论上可以依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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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6期。

 

的设想:在公共所有的基础上,存在的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直接生产、直接分配和消费的体制。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依据上述思路,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将是一个庞大的“辛迪加”,所有社会成员都是这个“辛迪加”雇员。紧接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共就是按照这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尽管日后的经济实践一再证明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但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影响很深。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是以各种形态盘旋于一些人的脑海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近几年仍然有不少人无视于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老是忘不了要以主观设想的“产品和产品经济”早日代替“商品和商品经济”,或者极力论证目前的社会主义商品已具“产品性”,已成为“半产品”,甚至实质上已成为“产品”。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战争使物资极端短缺的条件下诞生的。在苏维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紧接着发生国内战争,使物资更为匮乏。恩格斯早就说过,被围于城中的司令官也会知道该平均分配生活资料。①在战争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直接控制生产和消费,是最简捷的应急办法。这也是当时采取“军事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列宁逝世前已经提出并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停止了直接命令的生产和分配,容许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20年代后期,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主要领导人。他认为,容许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集中权力、集中资金来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当时的国际条件正是帝国主义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这也促成了苏联高度集中权力、集中资金来实施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正因为这样,“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已为实践所抛弃的措施,又以新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回到经济运行过程中来,只不过披上薄薄一层用货币来计算的外衣而已。这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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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9页。

 

 

机构的巩固与权力集中的水平,已经超过“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强制的行政命令方式,得以极大地压抑和破坏“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时期所孕育的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从短期看,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方式,比通过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运行,显得更为迅速,更有效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十至二十年)以总产值计算的增长速度也很高。于是许多人把这种模式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佳模式和唯一模式肯定下来。

这种类型的体制的经济运行过程具有以下的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并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指挥和推动国民经济运行。

这种体制的创立者主观上认为国家可以完全统一和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因之不论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还是个人的消费和就业等,都包揽在国家计划之内,一切经济决策大都由中央作出并严加控制。尽管有时也谈及集体(企业)利益和劳动者、消费者的个人利益,而实际上是让国家利益吞没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以此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推动力。

这种体制还以封闭的自给自足为主导思想,把整个社会经济看成是一个大工厂,忽视甚至否定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当成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分工,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当成是一个企业或工厂内部的经济运行。因此国家政权机构就顺理成章地依据集中制定的计划,通过行政系统,对下属各单位下达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用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经济运行。

第二,它的经济运行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能动作用,从而也就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由于这种体制的雏形(包括“军事共产主义”)试图完全取消商品、货币而为实践所否定,因此当再确立这种体制时,也就保留了商品、价值、货币、价格、成本、利润、利息等经济范畴的名称,但实际上仍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能动作用。这一点主要表现于国家用硬性的行政办法规定各种工农产品的价格,而且许多价格长期固定不变,以致形成各种价格“有计划地”长期大大偏离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和调节供求。价格这个应当在经济运行中反映价值变动及供求关系的经济范畴,实际上成了单纯计算单位的技术范畴,从而失去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相应地,成本、利润、利息等范畴,也都失去了调节经济运行的杠杆作用。同价格一样,它们也具有技术范畴的性质,都成为从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需要来贯彻行政命令的手段。它们和历来当作行政手段的税收一样,服从于计划制定者所确定的国家利益,在集中资金和完成其他有关的经济目标时,起着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

在这种体制中,不论是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还是各种不同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基本上不是由商品货币关系来反映,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起调节作用的仍然是指令性计划和各种行政命令手段。

第三,它的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纵向联系来控制。

在这种体制中,虽然也存在各个生产和经营单位之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但这种横向联系是从属于自上而下的纵向联系并受纵向联系所控制。这里的纵向经济联系基本上是单向的,即自上而下地传递指令性信息,经常漠视或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指令性信息的反馈。

第四,与以上三个特点相联系,它的经济运行过程不但形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而且也促成下属各个经济部门、地区、单位趋向于封闭性的自给自足。

由于忽视甚至否定社会分工,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轻视横向联系,以致自上而下都形成了封闭性自给自足的习惯和思想。所以不但整个国民经济力求减少甚至避免对外开放,而且下属各个经济部门、地区、单位也力求减少对外开放和相互赖,习惯于自给自足的“方便”。这就形成许多经济部门、地区、单位的不同程度的“大而全”或“小而全”。

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经济体制仍然可以获得经济增长,并促使生产力有一定限度的发展。这些特定条件是:(1)国内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较丰富,单凭外延扩大再生产而无需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获得由总产值来表现的经济增长;(2)虽然以总产值为完成经济计划和计算增长速度的主要指标,易于导致忽视社会的真实需要和经济效益;但当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时,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获得以总产值表示的较快的增长速度;(3)当国际环境险恶时,这种体制便于抑制人民的消费水平,从而可以通过减少消费基金来增加积累基金,并把积累基金集中用于既定目标(如加速发展重工业),这样,在一定限度内也可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当国际环境出现某些缓和的情况时,当国内的人力资源或物资资源越来越显得不丰富和不够丰富时,特别是当社会分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日益发展,当经济利益的差别越来越不能由行政手段加以掩盖和抑制时,这补体制的弊端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使得这种体制越来越严重地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显得僵化。

在我国,这种日益显得僵化的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差别,所以表现的弊端也不尽相同。然而,只要是推行过发源于苏联的这一传统模式,弊端就有共性。这种共有的弊端集中表现为:没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运行,使得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转不灵活,特别是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缺乏应有的活力。

由于这种弊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地暴露,所以许多国家或先或后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变动,或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不论是小变动或大改革,都比以往重视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当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看,向第二种类型的体制即着重于发展社会分工的商品经济型移动,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型及其运行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重大突破。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同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不同经济利益的存在相联系的。

分工,包括社会分工和各种类型的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而各种分工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是同各种分工的发展,特别是同社会分工的发展分不开的。生产力和分工愈发展,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分离和相互依赖也愈发展,同时也就形成了相互分离而又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只要存在社会分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利益,就要求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联系不同的经济活动并调节不同的经济利益,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当前,不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的哪—个国家,都未出现社会分工衰微的趋势。在我们可见到的未来,人类社会还不可能超越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还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可能逾越这个必经的阶段。

商品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其重要标志是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概括起来是:第一,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第二,商品市场极大地扩展,不但一般劳动产品都成为商品,即使未经劳动加工的土地、森林、矿藏等等,只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都成为商品并形成市场,而且出现一些无形商品,也有市场;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的借贷关系和各种信用的发展,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资金证券并可买卖,形成了日益发达和日益复杂的资金市场。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是通过以上这些市场来运转的。

这是因为,市场愈发展,价值规律就愈能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和供需变动贯彻其节约社会劳动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作用。在商品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调节着各种商品供需,反过来,各种商品的供需变化又可引起商品价格变动。只要存在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就同样存在价格和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商品价格最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形成的价值来决定。但在现象上,价格确实表现为因供需的变动而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商品的供需平衡时,商品的价格理应等于价值而不会是零;但供需不平衡时,价格的变动总是与供需的变动互相作用。也正因为这样,价值规律才能通过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这一客观事实,在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并使成本为最小的要求下,促使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成本,并购买或求取有助于自己取得最大利润的劳动力、商品和资金。通过这种机制,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起着节约社会劳动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作用,并促使生产力发展。这样,就使得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资金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有可能获得较为适当和有效的利用。只不过这种较为适当和有效的利用,终究要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最大利润为转移,即要以能否提供最大的剩余价值为转移。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起着有限度地节约劳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促进生产力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实现的。如果否定这方面的作用,也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能比以往的任何经济形式更能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还应当看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与市场的扩展同步前进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意味着,人们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和节约社会劳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不能不利用商品经济所必具的市场机制来实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当具有怎样的市场机制呢?

首先,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不应当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也应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体制中存在以下的弊病:不重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不考虑现阶段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技术和知识等方面质和量的差别;不容许劳动者有选择职业和流动的相对自由。这些情况都严重影响甚至截断劳动报酬和提供的劳动质量、数量之间的联系,以致按劳分配难以实行。这种弊病在我国尤其突出,它表现为单纯按计划分配劳动力,劳动岗位和工资长期固定,劳动报酬普遍存在平均主义。近年来这些情况改变不大,以致劳动力的供应常常不符合实际需要。一方面是企业难以按需和择优录用劳动力,另方面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受到损伤,难以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影响劳动效率。要消除劳动力的分配、使用、报酬等方面的不合理现象,使人尽其才,按劳取酬,就应当容许劳动力有相对的流动自由和择业自由,容许企业择优录用,奖勤罚懒,容许各类不同劳动力的工资率有差别并可因劳动力的供需变动而规定有限度的上下浮动。这也就是说,尽管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但为了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效率地利用各类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方面也可利用有限度的模拟的市场机制:在适当保证劳动力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容许各类劳动力的供需和工资率之间,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相互起调节作用。

其次,能否容许资金市场存在。传统的经济体制长期实行统收统支,资金无偿使用,即使存在某些信贷关系和利息,但利息率长期固定,不反映资金的实际供需状况,可以说不存在资金市场。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也把资金市场看成是专属资本主义的异己之物而加以排斥。但是,调剂资金供需的资金市场,对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少的。排斥资金市场的不良后果非常明显,突出的表现是资金统收统支和无偿使用造成的“投资饥饿症”和各式各样的资金浪费。如果完全否定企业能适当积留资金和多向发展,如果不允许资金的相对自由流动,如果不区别长短线产业或产品来投放资金并依据社会的实际需要确定使用资金的利息率,如果不允许利息率依据资金供需状况有一定限度的浮动,那么资金仍然难以节约,难以导向社会最急需和最有利的用途。所以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应当容许建立资金市场。除了不同投向的资金必须支付不同的利息,利息率并可适当浮动外,还应考虑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包括国库券)和股票,以利于聚集资金和资金流动。专业银行应当企业化,开展商业信用业务和建立信用市场。整个资金市场应当开展到怎样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依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来掌握。从脱离统收统支的传统方式过渡到开放资金市场,当然要有一个过程。过程的长短应当慎重研究。但是,资金市场终究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必须利用的市场机制。

最后,关于商品市场。从历史演变看,社会主义经济中最早容许存在的市场是消费品市场。这通常是不可能排斥的市场。但在传统的体制中,仍然有种种行政手段来限制这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如起源于苏联的粮食义务交售制,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至大大低于成本。在我国,也曾经长期存在过主要农产品价格固定的统购统销。至于生产资料市场,基本上是长期被否定。直到50年代,才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承认有限度的生产资料市场。许多生产资料仍然统一调拨,价格也是长期固定。因此在传统体制中,被容许存在的商品市场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确定了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容许绝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依据市场需要而生产,容许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依据市场供需而有一定程度的浮动,容许竞争,这些都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但在商品市场方面,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两个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一,需要承认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和技术是商品,相应地应当存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市场,以利于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发掘人力资源。第二,在确定土地、水域、矿产、森林等的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可以适当分离的前提下,应当容许土地、水域、矿产、森林等的经营使用权商品化,形成市场。可以,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以及这些资源相对于需要的稀缺程度,来确定经营使用这些资源的价格。要允许这种价格随供需变动而有适度的变动,以利于节约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明确提出经营使用自然资源应支付一定的价格,既符合客观实际,也非否定劳动价值学说。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地存在使用自然资源的级差收入,而全部活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历来就可以按照社会需要作合理的再分配。所以这里的价格形成并不是悖理的,它不过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它的运行过程当然不同于传统的趋向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的体制。

第—,在经济决策方面有差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着重于发展社会分工,承认并重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差别和相互联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相应地经济决策也将发生划分层次的变化。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宏观决策当然仍由中央计划确定。但企业经济活动决策和个人经济活动决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就由企业和个人依据市场供需和价格的情况作出。也就是说,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他们的经济决策将起重要作用。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当然要导使个人利益和个人经济决策、企业利益和企业经济决策与整个社会利益趋向一致。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应当成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的约束条件。

第二,在调节手段方面有差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肯定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就肯定了价格必须反映供需变化并趋向于价值。由于价值难以计算确定,所以应当重视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以它作为调节供需的重要依据。不应以行政手段确定长期固定不变的价格。如果商品经济中互相联系的价值和价格这一对最基本的范畴,能够成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能动作用的范畴,不再是单纯地作为技术性的计算单位,那么价格以及与价格相联系的成本、工资、利润、利息等等,也就能成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能动作用的真实范畴,并可作为调节经济利益的杠杆来运用。这样,经济杠杆或经济手段就将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而不再是行政命令手段的从属物。当然,调节经济运行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并不排斥而是必须有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的配合。

第三,在经济联系和信息传递上有差别。传统体制主要是纵向联系,是单向地自上而下传递指令性信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然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横向联系以及横向的信息传递和相互反馈,势必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联系。这当然不排斥自上而下的纵向联系,但自上而下传递的决不是指令性信息,指导性信息将越来越重要;而且不论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信息,都不能再排斥自下而上的对信息的反馈。只有这样,纵向联系才可能与横向联系形成互相影响的网络。

第四,与以上三个特点相联系,它的经济运行过程必将冲破传统体制的封闭状态而趋向于开放。因为发展社会分工,利用市场机制,加强横向联系,必将促使原来力求自给自足的国内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互相封锁转变为互相开放,分工协作。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将促使加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对外开放,进入国际性的各种市场竞争之中。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重视活跃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但决不意味否定或轻视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宏观控制手段。中央的经济领导部门仍然应当掌握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增长速度,确定短期、中期、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控制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总量,其中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相应的是投资的总量及其使用方向,消费基金总量及其动向,与此相联系,必然有货币的总投放量,等等。要调整全部产业结构并掌握其变动趋势,也需要控制这些总量。总之,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中央经济领导部门应当通过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殴,控制住宏观经济中必须掌握的一些经济总量及其变动趋势,这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过程的—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否则,就会成为无计划的商品经济。

 

三、补论,关于新体制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是否易于出现盲目性和经济失控?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正开始实践,传统的旧体制还未得到根本性的收革,在没有较充分的实践经验时,作出断然的回答是不恰当的。依据已有的初步实践和理论性的探讨,应当说不排除市场机制自动调节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某些盲目性,也不排除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短期失控。但是,影响全局的盲目性和宏观经济的长期失控是可以避免的。这基于以下理由:(1)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完全的市场自动调节以完全竞争为前提,这种情况不但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不可能存在,即使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并非现实。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一些经济手段、立法手段、行政手段来干预和限制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力求经济活动符合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达到的目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应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应当逐步熟悉和运用各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调节手段,限制或避免市场调节中可能产生的盲目性,这样就可防止出现影响全局的盲目性。(2)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中央经济领导部门应当通过经济的、立法的、行政的手段控制宏观经济中所必须掌握的经济总量。只要能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经济总量,即使可能出现短期失控,也可及时纠正、避免长期失控。而且,我们长期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有较多的经验,万一宏观经济失控达到一定限度或临界点,还可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较快地取得有效控制。当然,这种强硬的行政手段应当尽可能不用或极少运用。

第二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待在新旧体制过渡之间难免出现的一些漏洞和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旧的措施已经废除或正在废除,新的措施正待实行或初步实行,各种措施尚未成龙配套等问题。这样,整个经济就难以按原来的设想运行,势必出现一些漏洞,而为某些单纯以牟私利、牟小集团利益为目的的人“钻空子”。从现象上看,一些“钻空子”的危害性事例的发生,似乎与市场的开放相联系,因而有人归咎于利用市场机制。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些“钻空子”的实例,就可以发现,多数危害性的事例超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或者属于以权谋私,或者属于变相垄断,或者属于利用封建的亲属关系和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等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也要求以平等的地位进行竞争,这与上述的危害性的“钻空子”恰好是对立的。所以,出现这类危害不能归咎于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机制。新旧体制交替中各种措施的不衔接、不配套还只是出现这类危害的条件,它们出现的主要根源是因为我国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封建残余和半殖民地残余。

从各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历史和现实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是,并非没有权衡利弊、确定改革是否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的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改革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是不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