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用:针对现实问题,发展中国的经济学

王大用

针对现实问题,发展中国的经济学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历史性大事:一是伴随前苏联体系的崩溃,苏式计划经济在全球彻底失败;二是中国在市场化导向和对外开放的渐进改革中,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但改革的最终方向在那时还不明确。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主导的改革思路仍旧是修补计划经济,表现为所谓“主辅论”和“板块论”。假如此后依然如此,今日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指向市场经济方向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这一指向成为官方的明确改革方针。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和全球化方向改革的人中,有一长串经济学家的名字,董辅礽教授和吴敬琏教授、厉以宁教授等一道,是被公认排在这串名字最前面的人。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及其经济活动模式自然演进的过程和结果,计划经济则是依据主观设计组织起来的经济,它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及命令执行体系来运行。计划经济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猜想进行的社会试验,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髓却是要以实践的成败来对理论猜想确定取舍。因此,当计划经济的试验失败后,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向人类经济活动模式自然演进过程的回归。董辅礽教授等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是及时认识此回归必要性的最杰出的中国学者,是真正坚持唯物史观的学术宗师。

    在我们纪念董辅初教授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成员,作为董老师的学生辈学者,我们应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勇于探索、不守陈规的科学精神,坚持面对实践,面对问题,大胆扬弃既有思想,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我们绝不应在中国经济已取得的发展成就面前自满自足,而应看到我们面前的大量问题和巨大挑战。

    其一是微观经济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还没有真正到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强:金融体系的问题还很严重,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尚未彻底改革,巨大的金融风险正威胁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二是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尽管在80年代和90年代几次经济波动中,我们的宏观调控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对宏观调控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仍然相当薄弱,对适合我国现状的间接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以至于时至今日,当经济波动再度威胁经济健康发展之时,政府仍然要捡起行政手段来实施调控。这些行政手段实质上还是命令经济管理方法的延续,然而时过境迁,行政手段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已强烈地挑战其有效性。计划经济时代管理命令经济的行政手段,其有效的前提是中央政府对命令执行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僚体系)的高度权威。在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们管理国家的时代,他们有自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很强的权威,有运用命令经济行政手段的基础。到了后代的领导人,这种行政权威的减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继续迷信行政手段,不能及时掌握运用间接调控的经济政策的能力,就难免变成邯郸学步,旧方法日渐失灵,新方法还不会灵活运用。

    其三是战略研究的问题。“三农”问题、食品供应问题、能源问题、城市化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等等,都还缺少全面、科学、务实和仔细的研究,一些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者还习惯于凭借远非充分的信息就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导致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在没有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盲目决策。这些重大战略问题早已超越了单纯经济研究的范畴,它们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紧密相关,还与国家的国际政治战略、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等有密切的关系。

    面对这么多重大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所完成的研究还相当少,相当粗浅。而另一方面,这一历史性变革的伟大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成就伟大经济学家的巨大舞台,只要我们继续学习、坚持董辅礽教授所代表的一代改革派经济学家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我们就能够在寻求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途径和方案的过程中,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