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评董辅礽教授的治学态度

杨再平

评董辅礽教授的治学态度

 

    董辅礽教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是丰厚的。他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仍是超前的。这些超前的观点,犹如他20多年前石破天惊地提出的所有制改革论点一样,由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定然会对今后若干年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从这一意义讲,他的学术遗产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观点能对实践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真可谓此生足已!魏文帝曹丕曾有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董辅礽教授的文章自然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留下“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固然是他几十年辛勤耕耘的可喜收获,但同时也得益于他几十年所坚持的治学态度。

    作为他的学生,我不揣冒昧地将董辅礽教授的治学态度概括为求实、求真、创新。正是以此态度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使他得心应手,硕果累累。

求实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要“产出”经济理论,不“产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不可思议的。而一个有作为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的主要贡献和成就更在于他所提出的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并对经济现实产生有益影响的经济理论。他所提出的这种经济理论越多越丰富,其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其作为就越大,社会也就越会认同他。但要“产出”这样的经济理论又谈何容易?因为这样的经济理论是只能深深地根植于经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这就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中去寻求经济理论的根基。董辅礽教授之所以能在经济研究方面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其根基也正在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之中。而这样的根基,正是他的求实论所寻求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车轮刚刚启动的1979年之初,董辅礽教授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我国经济科学如何为实现当时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的论题出发,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求实论观点。他写道∶“要使经济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必须尊重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源泉,也是检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近三十年的实践,勇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受到过批判;勇于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得到广泛宣扬。同时还要根据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新的实践,勇于去探索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不问它们从前是否见诸书本。”这段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针对极“左”思潮对经济理论的禁锢而写的。极“左”思潮的要害就是严重脱离实际,所以,在其禁锢之下,当时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是严重脱离经济实际的。正如董辅礽教授后来所指出的,当时的经济研究风气是,研究人员“总要从书本上找根据,不敢进行自由创作,这就造成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也要找马恩书上的一句话,拿他们的话来给自己作注脚。”“研究人员习惯于先找本本,看书上怎样说。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依靠大量的材料去论证。”更有甚者,在当时,谁要是从实际出发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结论,还要被视为异端邪说。这样一种研究风气,当然是不可能产出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并对经济现实产生有益影响的经济理论的。恰相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车轮刚一启动,就遇到了诸多严重脱离经济实际的传统经济理论的障碍。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识之士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而对于经济研究来说,从本本回到现实,就是最基本的解放思想。回到经济现实,就是经济理论解放的开始。

    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董辅礽教授的上述观点对于经济理论研究除了具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意义之外,还具有更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就是,它实际上已较系统地表述了求实论的基本论点。笔者不妨将董辅礽教授的求实论概括为“源泉论”、“标准论”和“探索论”三论,即∶第一,肯定经济实践是我们认识经济规律的源泉,因而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从经济实践出发,而不应从本本出发;第二,确定经济实践是检验我们的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就应勇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受到过批判,勇于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得到广泛宣扬;第三,鼓励经济理论工作者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勇于去探索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不问它们从前是否见诸书本。

    在董辅礽教授的思想体系中,求实论既是他所强调和坚持的一种治学方法,也是他所强调和坚持的一种研究方法。我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董辅礽教授的求实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是很相近的。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是规范经济学方法;二是实证经济学方法。前者主要回答经济过程“应该怎样”的问题,后者主要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董辅礽教授的求实论所强调的当然就是要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

    董辅礽教授曾多次对我们说,“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多少复杂而又困难的经济问题需要人话们去研究、去解决。如果谁能透彻地研究了、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启止有中国的意义?”这段至理名言,既是作为导师的他对经济学晚辈们的谆谆教诲,也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对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

    作为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所关注和研究的始终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强调求实和创新,最终的归宿仍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他所求的是中国经济之实,所创的是中国经济理论之新。如果说,求实与创新的方法论原则是董辅礽教授作为经济学家的“耕作工具”,那么中国经济现实就是他的耕耘对象。对于这一耕耘对象,董辅礽教授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从他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课题及其成果就可以看出来。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对自己的可为与不可为是很清楚的。例如,在1995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不赞成建立一个严格有别于西方经济学概念体系的所谓中国经济学,但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确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应对本国的经济体制作出贡献和负起责任。他说,“我不相信能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学,因为我们的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经济运作的,那么无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前面加什么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建立一个概念体系都与西方不一样的市场经济学呢?”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确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说,“我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的经济学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是遇不到的。……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发展出一些好的理论,有用的理论。”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应是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西方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很好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学的问题,例如如何从一个市场很不发达的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的。” 最后,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分专业深入地进行自己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拿出有份量的著作,才能对经济学有所贡献。

    以董辅礽教授之见,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但要作一个有成就有作为的中国经济学家,就应以求实和创新的治学和研究方法,在这块土地上勤于耕耘,善于耕耘。这应该就是董辅礽教授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求 真

    董辅礽教授的求实论强调尊重经济实践,却并不意味着轻视经济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理论的。所以,在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同时,他也反对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异常狭隘和简单。这从他1980年发表在《文汇报》的一篇短文《不能狭隘片面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即可见一斑。在这篇短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另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异常狭隘和简单的倾向,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经济理论依它们概括的现象、过程、范围的不同,在抽象的程度上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各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的密切程度和方式显然也是不同的。可以说,科学的理论都这样那样地反映着实际,不可能是同实际完全脱离的。即使经济理论中的最一般的范畴和概念也不例外。经济理论是要用来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的,无论抽象程度多高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终都同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实践有关。当然,有些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有些理论则要通过各种环节才能用于实践。……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关于一个概念的讨论,似乎是脱离实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样。孙冶方同志主张‘抠概念不放’,紧紧抓住他对价值的理解不放,道理也在这里。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错误地认为研究直接应用的问题才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一些比较抽象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脱离实际。……我们不能对科学提出这样狭隘的、短视的要求。”

    根据董辅礽教授自己的阐述,所谓求真,就是追求理论上的彻底。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的力量在于说服人,“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成功就在于他始终把彻底作为一种追求。正如他在《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要有力量,它必须是彻底的。”“理论必须彻底,只有彻底才具有力量。”而在他看来,“要使理论具有彻底性,就不能让理论去迁就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某些现象,迁就某种主观愿望、需要和考虑。”他深知,要完满地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他强调,至少从我们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来说,应努力这样作。他在高度评价孙冶方时还这样指出∶“他的理论首先并且至少能够说服他自己,而在长期受批判中批判者没有能够提出使他信服的理论,反而使他对自己的理论具有坚定的信心。这就是说,理论的彻底性不仅具有说服他人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支持一种理论的创造者的力量。哥白尼不向反动的教会势力屈服,他的力量不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理论的信心,来自于他的理论的彻底性么?”

求 新

    在董辅礽教授的思想体系中,求新是与其求实、求真密切相关的。正如他于1985年在回答一位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创新,因为实践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有新经验,需要总结、概括成理论。同时,实践又提出新问题,要求理论作出回答。老经验不够了,旧理论不行了。理论追寻实践发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正如他于1980年所写道的∶“实践在前进,理论也要前进。实践是常新的,理论也应该是常新的。停顿、僵化,就是科学的生命的终结。经济科学必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不断前进!”

    然而,求实本身并等同于创新。董辅礽教授的创新论所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在求实的同时更应有理论上的创新或学术上的创造性。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就实证经济研究而言,也是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的。正如他在1985年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所谈到的∶“理论工作难在头脑没有理论武装不行,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你怎样去辨别真伪,去假存真,去粗取精。没有理论,就无法驾驭复杂的现象。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在于,要善于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问题来,问题抓不住,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抓住一般问题不行,要把主要问题抓出来,然后进行分析推理。”“现在,理论界有些人往往抓不住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本质的、内在的问题。而恰恰是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东西,经过论证,才能反过来说明最一般的、最大量的、最普遍的经济现象。”董辅礽教授也深知,要从理论的高度去回答经济过程“实际怎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仅要求我们的经济理论要与经济现实相符,而且要求我们“自己所主张的各种理论能相互衔接一致,而不是彼此否定。”不过他强调∶“这虽然也是不易做到的,但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去努力。”

    我观董辅礽教授的创新论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理论要发展,就要敢于突破已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或教条,敢于跳出原来的理论框架,敢闯理论禁区。这一点是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正如董辅礽教授曾于1987年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障碍重重的,而“其中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人们的思想障碍。造成思想障碍的一个中药原因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过时的理论,它们根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并且构成旧的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经过长时间的宣传,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误以为它们是不可动摇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它们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束缚着人们的行动,成为改革的障碍。因此,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无不从破除过时的经济理论入手。……实践证明,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束缚了生产力,一旦被破除之后,生产力便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些过时的经济理论仍旧会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从而使人们在改革中疑虑重重,一步三回首,一有变动,就怀疑改革的正确性。我们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对于破除过时的经济理论负有特殊的责任。……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还须继续破除一些尚未彻底破除的、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的经济理论。”董辅礽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改革开放以来,他闯入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传统的经济理论教条的新观点。这都是有文可查的。如所周知,早在1978年下半年,董辅礽教授就率先闯入了一个理论禁区,即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按照当时被奉为天经地义的正统的经济理论观点,“政企合一”的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当然形式,且是最完善的所有制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且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佳形式。董辅礽教授透过大量的事实发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多发端于所有制方面,于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并大胆地提出了“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董辅礽教授关于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以及“两个分开”的政策性建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极“左”思潮还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发表的,当时确实惊动了不少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在一个短时期内,董辅礽教授曾受到相当大的压力。然而,实践检验了他的观点和建议。如今,“政企分开”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政社分开”的主张已变为现实,且已写入宪法。有趣的是,事情过了七八年,大家都认为要改革所有制了,当时逼董辅礽教授检讨者却当着他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现在来看,所谓“提得太早”,不就是理论创新吗?人们总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伟大的”,须知,在当代中国,第一个突破某一传统经济理论教条的人,是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者”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一门科学要是没有突破,就不会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以阐述“科学革命模式”而著称的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说得在理∶当一门科学有了系统理论之后,这门科学就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这时人们用共同的“规范”去解决理论和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当原有的科学规范遇到愈来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危机就到来了,直到旧的规范遭到决定性的破坏,新的规范产生了,新的常规科学又沿着新规范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所以他认为在科学的发展中必须“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强调创新实际上就是“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如果不强调这一革命过程,经济科学同样不可能有发展。

    在董辅礽教授的创新论思想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及,这就是,创新同时也包括突破自我。他曾在好些场合阐述过以下观点和事实∶“不能说哪一位经济学家是一贯正确的。……谁都不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在一本书里我就写道,我自己就有失误。其中一个特别的失误在于发展股票方面∶当时我赞成个人购买股票,但对个人购买股票我曾有过怀疑。但很快我就转过来了,说明我自己也不是一贯正确,要找问题可以找出很多。”这是说得很中肯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更贵有自我突破。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经济学家有无失误,而在于他是否有勇气承认和纠正自己的失误,从而突破自我。董辅礽教授的观点和经验也启示我们∶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时还需要突破自我。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突破自我比突破别人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