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芳:率先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董辅礽教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卓越贡献

张素芳

率先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

一一董辅礽教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卓越贡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从根本上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市场化。科学的改革理论是改革实践的先导。董辅礽教授在改革前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扔和以后的20几年里,独自率先提出了一整套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所有制改革理论构建起市场化改革的微观基础

    董辅礽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他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他最先提出的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中。

    早在1978年9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鲜明地提山,要改革政企不分的国家所有制和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所有制。随后他将这一思想写成《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发表_丁《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在这篇文章中,董辅礽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局限丁仅仅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去考察,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上去把握:仅仅把生产资料的门属问题的解决,看作是所有制问题的全部解决,对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缺乏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方面玄认识。他对所有制改革的认识,源于他突破了传统的所有制概念而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去把握,使他对所有制改革的见解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他尖锐地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理,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的一级政权,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直接向人民公社下达计划指令,农村集体经济也由国家所支配而火去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质。国家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都由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所任命的干部直接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这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与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状况没有利害关系,不承担经济责任,群众对他们没有任免的权力,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提出,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改变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所采取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为此,必须使国家政权这一行政组织和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重新建立乡镇政权,赋予社会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

    在这篇文章中,董辅礽教授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改革所有制,最早提出了“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的正确主张,明确地提出了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

    所有制关系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国家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董辅礽教授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夕一针见血.地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触及到旧经济体制的核心和实质,动摇着旧经济体制的基础。

    董辅礽教授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是从商品经济关系着眼的。1979年他在参加中央组织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小组活动中的发言中指出:“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本身是排斥商品生产的。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只有商品的外壳。……‘而要使生产资料成为商品,那就要改变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改革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的经济体制”。此后,他继续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率先提出了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微观基础构建的理论。

    董辅礽教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市场调节的受体。从1987年起,他从国有企业不能进入市场,不能白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弊端中,逐步形成了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在某些领域保留国有企业,而在其他领域退出来的改革思想。1994年,他最终形成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国有企业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目标功能来改革国有企业的思想。他发表于《改革》杂志1995年第4期的《从企业功能着眼分类改革国有企业》的文章、《上海证券报》1997年3月11日的《从原东德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思考》等文章,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主张按非竞争性企业与竞争性企业分类,前者可继续保留为国家独资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并应按其垄断性质和社会公益目标确定其盈利与否,国家通过这类国有企业和其他手段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将后者通过各种方式转变为非国有企业,诸如民营企业、合营企业和股份企业等,使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来,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又是他的独创。他的这一改革国有企业的思想,为把计划经济的所有制关系变革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辅礽教授为了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扔期就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股份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在筹集资金、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竞争、传递市场信息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以股份制作为企业制度的一种基本形式米改革我国的企业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

    董辅礽教授构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著名的…‘董氏八宝饭理论”中。

    1985年5月,董辅礽教授作为英国牛津人学沃大森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的访问教授,与英籍波兰裔学者布鲁斯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讨论,他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董辅礽教授同国后对经济研究所里的一些同事讲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好象一盆八宝饭,它是以各种公有制经济为主导部分的,但是,单独地说,公有制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其他各种各样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单独地说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多种公有制经济、多种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组合在一起,并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这样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他认为,与洗沙、红枣、莲子不是八宝饭的补充而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样,非公有制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董辅礽教授的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又是超前的,后来被人们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1987年6月,董辅礽教授在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7月23日的《谈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经济,不仅在扔级阶段如此,在扔级阶段以后也是如此。”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可以使它们各自的强点和弱点互相补充,避免单一的公有制以及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所形成的它们之间的互相竞争的关系,能够强化各自的强点,弱化各自的弱点。他说。“公有制经济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私有制经济也是很不相同的……同时,还有各种混合的所有制经济,例如,国家所有制与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包括外国资本主义)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混合的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与个体所有制混合的所有制经济,等等”。他在文章中首次正式最早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

    在上世纪90年代扔期,董辅礽教授明确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是完全兼容的”。他提出要为非公有制经济“止名”,他不赞成菲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说法,再一次鲜明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1985年以来,董辅礽教授对于改革实践中特别是温州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指出,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活”不起来。我国需要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农村需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这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而市场经济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都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国家应该允许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董辅礽教授写了大量的关于温州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文章,并到大学和国内外作报告。他对温州非公有制经济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火量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我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就是培育和发展壮大市场主体,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董辅礽教授在1978年9月就从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入手实行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进而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微观基础的构建,率先创立起超前的、正确的经济改革理论。

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理论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调节方式

    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严格执行国家行政机构制定的无所不包的计划指令来运转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剑底改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在改革扔期,集中地表现在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扔,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以来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有人提出“计划调节(指令性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人提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1980年前后,董辅礽教授就主张使市场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张有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计划的调节本身就应该是有计划地利用各种经济规律,其中包括价值规律对经济进行调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去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去调节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使其保持平衡和协调,并使国民经济沿着集中计划所正确反映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方向发展,以实现计划所预期的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董辅礽教授还沿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但他实际上已经把计划看作是“预期的目标”,而实现这一“预期的目标”的机制和手段是“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去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去调节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使其保持平衡和协调”。由此可见,董辅礽教授在改革一开始就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向。

    董辅礽教授在1980年作的一个演讲报告中,鲜明地表示不赞成两个调节,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他在1981年元月8日所写的《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揭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

    于排斥市场机制,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准确的经济信息,缺乏灵敏的反馈机制,不能自动地纠正计划决策的失误,在资源配置上难免人为地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缺陷。他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

    198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少数人开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征求意见。董辅礽教授发言明确表示不赞成“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他已经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不只是辅助性的,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将市场的辅助作用改为积极作用,能使党的文献在适应将来改革的变化方面留有余地。

    1985年,董辅礽教授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直接调节与

    间接调节、事前调节与事后调节、自动调节与被动调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且再一次反对把计划调节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调节。针对有人认为没有指令性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只能由计划来调节,计划调节更不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的配置中的作用”。

    1989年的下半年,在官方的提法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倒退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气候下,董辅礽教授在一篇采访记中仍然坚持:“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这就是与僵硬的实物经济即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由市场来调节的商品经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经济理论界所说的商品经济,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用语,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述,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董辅礽教授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也就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表明了他对于.改革目标的认定就是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1986年,董辅礽教授明确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或者说由行政的运行机制转变为市场的运行机制。”他说,商品经济是借助市场机制来运行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经济的运行机制,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的运行机制。他明确地指出:“要形成社会主义内在的市场运行机制必须改革国家所有制。”因为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不能成为白主经营的主体,独立自主地经营。“因此,改革经济体制不仅要改革经济的运行机制,而且必须相应地改革所有制……使企业成为市场活动中的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白主经营的主体,并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前提条件。”

    1988年,董辅礽教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指出“商品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市场运行的规则”,其重要内容:一是商品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这是一种重要的秩序;二是产权明确和财产权力不可侵犯,合法财产应受到保护,这是建立商品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三是要建立独立的企业制度,这也是商品经济秩序建设的重要条件。四是要求各种生产要素,例如资金、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调节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五是信守合同,讲信誉;六是对消费者负责。他所提出的这些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就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和所包括的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内在联系。这些见解,就是他主张和认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体制改革扔期,许多人把经济体制改革理解为改善经济管理的方法;或理解为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随后有人认为只是改革经济运行的机制,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董辅礽教授从改革之初就率先明确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所有制和运行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董辅礽教授所倡导和坚持的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他的改革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主张,以及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界定,使他的改革国家所有制,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成为市场主体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所培育起来的各市场主体,各自都在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主经营的前提下,由商品经济的客观机制及其新秩序所调节进行市场经济活动。由此可见,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董辅礽教授就已经率先创立起较为系统的超前的市场化改革理论。

三、改革政府的理论将市场化改革推向纵深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有了较快的发展,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不断培育、发展,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调节作用日益明显。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政府作为决定和支配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来运转的,而对政府行为的改革不是仅由经济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此时刚由党和政府明确规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改革有所进展,但对旧经济体制关键部位尚未改革,加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以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活动与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和对立,改革政府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方面。董辅礽教授敏锐地洞悉了这一问题,1994年至1995年间,他较为集中地研究了政府的改革问题。他的独到见解,起到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纵深发展的重人意义和积极作用。

    董辅礽教授在发表丁二香港《华南经济新闻》1994年6月15日的《政府管理与自律管理》一文中指出,政府不能沿用管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理市场经济,“否则无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如果沿用管计划经济的那套办法来管理市场经济,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权就可能变成与金钱交易的‘商品’,产生腐败……这样,当然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而没有公平的竞争,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不能发挥。”他的这一认识,与他的关于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在构建市场微观基础和市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政府上层建筑改革的理论扩展和深化。

    董辅礽教授在发表于香港《华南经济新闻》1994年11月30日的《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一文中指出,“大政府”,是指庞人的政府机构,它具有庞大的职能,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各种问题都得由政府来管理,来解决,从而使社会各方面的职能萎缩成微不足道。“大政府,小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它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需要。“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集权式的、命令式的、以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运行的体制,各种权力集中于政府,由政府米配置资源。由于计划指标必须按部门、按地区来分解和实施,所以,政府也按部门、按地区来设置来管理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企业、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处于无权地位,事无巨细都得请示政府,由政府来解决。政府管的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庞大臃肿,低效率、扯皮、推诿、争权、官僚主义异常严重。”“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他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原先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职能要转移到市场:二是原先由政府直接管理、而在市场经济中属于企业自己管理的事情,应转移给企业;三是在经济生活中,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管理的许多事情应该交由各种社会组织去管理;四是一些应由老百姓自己管的事应由老百姓自己来管。他指出:“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企业转向自主经营,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和自律管理,老百姓的自主自立,还有政府职能的转变。”他的这些见解,正确地指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企业、社会组织与政府各自的权益及其事权边界,勾勒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内在结构。

    董辅礽教授在发表于香港《华南经济新闻》1995年8月23日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改革》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有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设立的。在计划经济下,由政府集中地配置资源,因此需要设立众多的、庞大的、多层次的,甚至是重床叠架的政府行政机构。而政府管的事也真多,包罗万象,因此政府官员的权力也够大的,凡事都得官员点头,否则任何事情都办不成。机构多了,官员多了,权力交叉了,扯皮的事白然也多了,官僚主义的疾病就滋长了。现在要实行计划经济了,市场起着配置资源的作用,许多在计划经济中要由政府来办的事,米解决的问题,市场和各市场主体自己就解决了,政府的职能不同了,用不了那么多、那么庞大、那么多层次的政府机构,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政府官员。所以政府的职能要转变,机构要改革,否则,既会障碍向市场经济转变,又会障碍经济的发展。对于政府机构改革,他提出,第一要“拆庙“,第二要“走人”,第三必须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前提。政府机构改革如何,“要看政府的职能是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改变。”

为了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改革,董辅礽教授还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的问题。他提出,中国的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仅经济体制本身要改革,而且在社会、政治、法律和观念等方面都要改革和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人治’走向‘法治’”。这就提出了从经济领域到整个社会上层建筑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

我国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要以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按市场机制的客观调节自主地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米取代政府采用行政权力通过计划指令支配社会经济生活,因此改革政府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董辅礽教授10年前就剖析了计划体制下政府行为的弊端,正确而义较为全面地提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改革政府的见解。这是他率先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他的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更为系统和完整。

四、董辅教授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理论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止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使个人和经济组织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的市场活动实现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国家采取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董辅礽教授20儿年来不懈探索率先提出的一整套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正是涵盖了这些方面的内容。由于笔者学力不逮和学习理解不够,对董辅礽教授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仅是作了一个大体脉络的分析。尽管如此,我认为,董辅礽教授的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及以后的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至少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在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方面。

    从改革至今20几年来,董辅礽教授率先提出的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关于国家所有制的改革,虽然由当扔不被理解甚至遭到学界和官方的批判,到随着改革的进展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现在反对的意见少了,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仍然还没有为人们所真正理解,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还需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深化。

    比如,他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基于不同于传统的所有制概念的理解,他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从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及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来把握所有制关系的。而我们至今对所有制的理论研究,其主流尚未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不是用唯物史观从个人和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而是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从社会整体和抽象的生产资料归属以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行政机构为占有主体来谈论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致使对所有制的理论研究长期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以及对生产者自主经营的所有制形式长期不认同;致使改革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对私营经济等的歧扔、限制和阻碍;等等。

    循着董辅礽教授1978年提出所有制改革的基础理论,全面深刻理解他所提出所有制改革的立论和论点论据,继续深入研究我国现实社会适应生产力客观水平的所有制形式,对于推进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和改革实践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调节机制研究方面。

    计划经济时期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扔,在坚持计划经济占主流的经济理论讨论中,对价值规律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几乎无人公开完全否定,只不过对价值规律调节的方式和作用的大小认识不同罢了。可是,在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居然出现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否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客观内在联系和一般规律的揭示?是否适用于我国将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规律是否还存在?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商品的价值规律不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何在?社会经济运行又以何种方式来调节?我国的市场经济应由各市场主体之间平等交换各自的商品所形成的市场价格来客观地分配经济利益和配置生产资源,还是由“统一计算的”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利益分配和配置资源?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相应的改革举措,关系到我国将要建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前途和命运。

    董辅礽教授在改革之扔就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发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客观作用来调节商品经济的运行。当前和以后我们的理论研究,我认为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当前,我们应当继续深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真正透彻理解其科学性,并进一步探明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应当怎样发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推进市场化改革。

    第三,在政府以及国家上层建筑改革方面。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计划经济以政府的计划指令从上而下派生出社会经济活动,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是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利益分配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市场经济则是以个人和生产组织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自主、自发地分工生产,通过商品的市场交换来获得经济利益和配置生产资源。个人和生产组织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只按市场的规则进行经济活动而不受行政权力的直接支配和干预:不仅如此,他们的市场经济活动还自下而上地决定着政府为其服务的职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计划经济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生产组织,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是客观的价值规律。我国从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将产品变为商品,而是经济主体由行政机构向直接经济当事人的换位,是经济运行机制从行政权力支配到由客观规律调节的根本转换,是社会经济关系、权益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府改革,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面临的一大关键性的重要任务和难题。

    通过20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政府逐渐撤并了不少直接主管经济的行政部门,废除了计划指令,改变了以计划指令直接支配经济活动的方式,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交换从形式上看都由市场来调节,但是,由于政府尚未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根本上进行职能转换,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未从政府转换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生产组织,社会的经济运行还未从由行政权力支配转变为由市场机制调节,严重地存在政府行为失范和市场主体地位及权益缺失的现象。

    当前,政府仍然用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和国有企业所有者身份以及长官意志支配和干预经济活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的计划管理更为直接和无序。因此,董辅礽教授lO年前提出的改革政府的见解,对于当前政府转变职能的改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我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国家、政府、个人、生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在市场经济社会各自的作用、地位和权益,以正确的理论界定来进一步推动政府和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的内在结构。

    第四,在经济学人的治学方面。

    其一,经济学人应当学习董辅礽教授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具备献身科学和社会的责任感。

    董辅礽教授提出的一整套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是最为率先、最为系统、最为超前的,他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大厦增添了宝贵的基石,成为名副其实的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和创立者。他的理论对丁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步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董辅礽教授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卓越建树,源于他学识渊博和求真务实、勤于耕耘、善于耕耘、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而这一切最根本的来自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他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使人民过上现代的、富裕文明的生活”(17),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的这一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求真务实、勤奋执着、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是每一个经济学人都应该学习和努力去具备的。

    其二,经济学人应当像董辅礽教授那样不畏压力,勇丁探求真理和敢丁坚持真理。

    董辅礽教授求真务实,勤奋执着,严谨治学,率先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他第一个最早提出改革所有制,在1978年就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明确、尖锐地提出改革政企不分的国家所有制和f“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实是胆大包天,石破天惊:他在1980年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包括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两方面,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必须以所有制的改革为基础,全面正确地概括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他在改革一开始就主张引入市场机制,由市场调节经济的运行,最早正确地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最早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在著名的“董氏八宝饭理论”中,非公有制经济提前十几年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最早提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国有企业按竞争性、非竞争性分类和按其功能实行改革,完善了改革国家所有制的具体思路;他最早为在中国建立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把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可持续发展的独到见解;他最早并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摇旗呐喊:他先后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经济学家,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作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在有关经济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等等。他的这些见解,不仅为学术界所逐步认同,而且被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接受和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

    像董辅礽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大师,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傲,理应受到社会的欢迎和尊崇。

    然而,在过去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下,他却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的见解提得太早了”而屡受不公正的对待,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国社会的悲哀!

    面对强大的压力,董辅礽教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问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礽教授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至丁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止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任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礽教授敢于冒天人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丁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人的贡献,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的成功之道!

    当今,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未成功,经济学人仍需努力。作为经济学人,我们应当努力像董辅礽教授那样去做人、做事,襟怀坦白、刚直不阿、无私无艮,勤于探求真理,勇于探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于科学、人民和社会。我们要继承董辅礽教授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从根本上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大师和每一个普通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的学术观点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