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涛:陪同董辅礽教授做最后一次讲演

邹东涛

陪同董辅礽教授做最后一次讲演

 

  我一直觉得作为我们前辈的董辅礽教授比我身体还棒,怎么这样匆匆就走了,走得那么快,走的有那么遥远——大洋彼岸,连看一眼都不可能。1998年早春二月,春节刚过,我请董老师去江苏泰州春兰集团公司参加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院主办的“国有企业改革与春兰发展研讨会”。在首都机场,寒风飕飕,我穿着加厚毛衣,外加大衣,还觉得寒气袭人,有点发抖。而董老师却只穿了件白衬衣,没有穿毛衣,外面仅穿了件旧的灰色西装上衣。我看了大吃一惊,赶快把大衣脱下请董老师披上,董老师直摆手说:“不用,不用;没事儿,没事儿!”我真佩服董老师的身体素质,对董老师说:“您这么棒的身体,定能够活百岁以上。”董老师一笑了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尚在自修经济学的时候,就非常景仰董辅礽教授的学识造诣。但在较长没有见过董老师,只能在拜读他的论著中神交。1992年,我在西北大学带的硕士研究生马险峰有幸考上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搭上了我与董老师交谊的桥梁。1993年我到了国家体改委工作,首次到董老师家里拜访。我对董老师说:“我把我的学生推荐给您做学生,我也同时给您做学生吧!”董老师高兴地笑了。董老师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旧居在三里河的一座青砖旧楼上,两套老式宿舍合并在一起,走道的前面装了一个铁门。我先后到董老师家去过五次,每次去董老师总是热情接待。但看到董老师的办公桌上摆着书籍资料和正在写作的文稿,不好意思多打扰,办完事、谈完话就告辞了。

    1997年,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院在西安召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我请董老师参加会议。到了西安,我马上安排董老师在武汉大学的老同学、我在西北大学跟随了十年的导师何炼成教授在一起聚会。两位老同学、老经济学家在一起相聚,非常高兴和动情,又进一步加深和凝结了我与董老师的交谊。

  我与董老师的会面大多是在各种会议上。有不少会议是我请董老师参加的,包括研讨会、课题立项、职称评审等,只要他在北京没有其他会议冲突,有请必到。1994年夏,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院与中信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联合在山东泰安举办首届全国信托业研讨会,董老师当时兼任着中信研究所所长,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会议不能前去出席,就给会议写了一份书面祝词带到会上宣读了。董老师对我的事总是如此热情支持,我打心里感激不尽。

    董辅礽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我于1999年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常务副院长,有缘再走董老师走过的道路,难免要向董老师请教。在研究生院工作期间,有幸经手把报考董老师的学生招进学校,有幸进行教学管理工作。董老师也向他的学生们交代“有什么事找邹老师”。这几年,我也没有少请董老师参加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而且总是请他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都认真“履职”。

    2002年,西北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硕士邢莹莹报考博士生,为了考取保险,同时在北京大学报考董老师名下和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名下,由于学习优秀,两边都考上了。邢莹莹同学给我说这个情况,我毫不犹豫建议她在北京大学跟董老师读。

    2003年3月6日,是研究生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次“中国经济”大课,董老师很高兴很精神地应邀来到研究生院讲课。董老师来讲课,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走廊都站满了学生。董老师仍然穿着白衬衣和灰色旧西装上衣,没有带一纸一笔,侃侃而谈,一上午秩序井然,学生掌声阵阵。我作为讲课主持人,一步没有离开董老师,端茶送水,并从头到尾认真听讲,作了大量记录。

    董老师讲课的题目是《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论述了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依靠国有经济所能起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了, 因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呈现出一个逐步退出的趋势,因而必须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他对理论界关于发展非公有制原因的两种解释进行了剖析校正。第一种解释,是说非公有制的发展是由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的,公有制经济是与现代化的、最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而非公有制经济是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第二种解释,是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董老师指出,这两种解释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按照第一种说法,就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同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那么实际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不仅能够容纳非常落后的生产形式,而且可以容纳非常现代化的生产形式,国内有很多高科技企业是私营的,这又如何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是像脚与鞋的关系那样要求严格,而是具有非常大的弹性。以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来解释发展非公有制的原因显然是很荒谬的。

  第二种说法在逻辑上暗含着这样的意思:现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将来我国经济发达了就不要非公有制经济了,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非公有制经济就要寿终正寝了。试问将来我国经济发展越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将如何?是否要重新实行公有化?这种说法对私营企业的老板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会因此对党的政策产生疑虑。

    董老师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说到底就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天然就是与非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发展市场经济。这里我们碰到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此很多人的回答都是错误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有这种市场经济吗?答案是没有。如果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够发展出市场经济,我们就不需要改革了。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马克思讲交换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社会分工,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第二个是必须有私有制,就是交换的双方必须是不同的所有者,因为在同一个所有者主体内部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换的。市场经济是私营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市场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大家去各地看一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一定是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地方,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一定是国有经济比重很大的地方。

  第二个部分讲了“与十六大有关的几个观念和理论问题”。第一问题是如何看待私有财产问题。如果人民的财产不增加,也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过去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人们有了私有财产就会有各种犯罪行为和社会丑恶现象。而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股份公司出现以后,资本呈现社会化、公众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公众成为有产者,社会也越来越有产阶级化。如美国有50%以上的家庭拥有股票,有70%以上的家庭拥有基金,将来我们国家也会呈现出这种趋势。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私有财产看作是万恶之源了,关键在于财产的取得与使用必须合法。我国现有三部关于外资企业的法律,其中有两个法律中写道“国家不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这对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法律文件中就没有不对私人投资实行国有化的条文,因此很多私营企业老板的对党的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缺乏信心,导致一方面他们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老板到加拿大等国家办护照或者拿一个永久居留证,一旦形势不对就跑到国外,这是很多私营企业主的心态。所以这次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第二个是资本问题。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确立按照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对于资本参与财富的分配大家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资本是否参与价值的创造则存在很大的分歧,资本在财富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中究竟有什么贡献?董老师从五个方面归纳了资本的贡献:一是把潜在的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二是把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三是能够提高各种要素的效率;四是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得以实现;五是能够承担市场经济的风险。把资本在这五个方面的贡献结合起来看,它不仅参与财富的创造,而且参与价值的创造,因此它就需要得到应有的回报。

  第三个是关于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问题。1998年董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要形成和发展中产阶级,使得我们的社会形成纺锤一样的结构。”中等收入者的增加是同家庭财富的普遍增加相联系的,也是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者阶层?中等收入者首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情况都是类似的。首先,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越大,其社会就越稳定。其次,中等收入者数量越大,市场就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只有中等收入者大量存在以后,我们才能说我们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三部分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市场准入的问题。我国过去是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这样就把它限制在了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十五大虽然把非公有制经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的限制。现在私营企业可以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领域不让私营经济进入,所以十六大提出了扩大私营经济可以进入的市场领域。在十六大期间以及大会结束以后,有些官员提出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都要允许私营经济进入。还有官员认为,凡是外资能够进入的,私营经济也应该能够进入。因为我们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为什么不能给私营企业以国民待遇?

  第二个问题是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长期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歧视,因此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金融、土地、税收、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给他们以公平的待遇。但在十六大之后,私营企业在贷款方面仍受到歧视。如新疆有一家私营公司生产彩色棉花,一位国务院领导亲自批准某银行对该公司提供3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但该银行还是不贷,结果只好变通,先让一家国有企业来控股这家私营公司下面一个子公司,通过这家国有企业才得到贷款。在土地方面,制造企业要发展就需要土地,但私营制造企业在土地批租方面困难重重;在税收方面也存在歧视,但更主要的还是乱收费;在进出口方面直到1998年才允许私营企业自主进行进出口贸易,之前都要委托国营进出口企业代理。虽然经过十五大、十六大,已经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具体部门,仍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说明了我们改革的艰难和曲折。不管怎样十六大改革的大方向已定,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董辅礽教授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后来逐步被社会认可并成为国家改革政策。近些年来,他积极宣传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董老师精彩的讲演赢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掌声,我自己也获益非浅。但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次主持董老师的讲演,竟是与董老师的诀别,不禁悲从心来,呜呼!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