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怀念恩师董辅礽

历史性的讲演

    老师最让我刻骨铭心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事,是在我考入武汉大学不久他回母校作了一场空前轰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记得当时在学校最大的报告厅――能容纳六百多人的四区阅览室座无虚席。在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刚刚启动,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念还相当禁锢,董老师四小时的报告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尤如一声春雷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炸开。正是在那场报告会上,他在国内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核心是改革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的核心是改革国有企业。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才能做到的。那次报告会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强烈反响在武大的历史上也堪称影响之最。

推动国家市场经济的立法

    董老师作为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对推动中国各项经济立法的进程,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拍卖法》的出台经过。他作为人大财经委《拍卖法》起草的具体负责人,表现了强烈的学者独立性,以及人大执法的公正性,他不受任何官方的干扰,坚定地主张打破文物垄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拍卖业与国际化接轨和市场化、法制化的进程。这一方面的贡献过去不太为人所知。

爱憎分明的人格

    董老师一生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学者风范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他不喜欢的人或者水平不高的官僚,从不低三下四,甚至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在旁边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对年轻人,却恩宠有加,近乎溺爱。董老师一生简朴,凡事亲力亲为,从来不用秘书,无论是往来书信,还是学生的书稿、论文,包括学生出书的序言等等,董老师都亲自书写,从不请任何人捉刀代笔。

永久的纪念

  作为他的学生,我最骄傲的是在我们宁波分公司开业时,专程邀请到董老师参加了我们的开业典礼,记得当时董老师在开业仪式上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对保险的独到见解显示了经济大师的风范,他那饱满的激情,也感染了所有在场的员工。

    董老师出生在宁波,对宁波有一种独特的感情,记得那次我陪他回家乡时,一起参观了董老师出生地和伴随着他学习成长的老房子,这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基本保存完整,现在住了好几户居民,他们已不知道这房子过去的主人。只有门前依稀可见的“赵姓己墙”(董老师的母亲家)的石牌,见证了老师当年生活的点滴痕迹。在那块石牌前,我和董老师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现在发给大家分享,以此作为对恩师的永久纪念。